1997年5月21日上午，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和联合国观察员米尼克.保梅尔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了越南谅山C战俘营。前几天中国方面已经单方面释放了一批越南战俘，作为战后协议的一部分，一个有国际红十字和联合国出面调停的、关于中越双方交换战俘的协定将从今天开始执行。交战国双方将在一个月内分成5批陆续交换包括1636名越南武装人员和238名中国军人在内的共计1864名被俘人员，这其中也包括一名中方被俘人员的遗骸。
根据协议，无论处于什么理由，交战国双方不保留任何一名对方武装人员，并保证给予对方被俘人员战俘待遇，双方战俘交接将在国际红十字会及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于0公里处完成。战俘交换工作完成后，双方武装人员的对方境内活动情况被俘后，将不享受战俘待遇，依照国际惯例由被侵入过方面依照国际惯例按间谍罪或企图颠覆国家主权的罪名处理。这就是说，待一个月后的战俘交换完毕，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一旦发现对方武装人员，这些人将不再享受战俘待遇。他们将被各国法律按刑事犯罪处理。
米尼克.保梅尔作为主持交战国双方战俘交换的联合国观察员，今天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他要确定两国方面战俘待遇问题。
中国方面战俘营的情况他已经观察过了。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生活条件非常好，战俘营连围墙都没有，每天靠号声召集战俘吃饭就寝。摆设一般的几名卫兵显然根本没有办法完全起到监管的作用。可是所有的越南战俘都知道，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遥远的距离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逃跑。更何况，战俘营里的伙食和卫生条件要远胜于他们在越南的生活条件，更何况中国方面早就言明，一待战争结束，就会将他们全部释放。相比之下，逃跑的风险太大。米尼克.保梅尔相信，只要是有头脑的越南战俘，没有人会考虑逃跑。是以，他并不担心中国方面越南战俘的情况。
两下一比较，在越南的中国战俘的条件就差了很多。越南自身的条件就很恶劣，更不要说是对待与之敌对的中国战俘了，不但卫生条件，就是基本的伙食情况都很难维持。这些问题米尼克.保梅尔都清楚，可是两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同样要求显然很困难。目前的情况就是，尽快完成战俘交换任务，使得这些战俘早日回到祖国，这是对他们最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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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上，包玉麟都浑浑噩噩的。一直到到了友谊关关口的时候，他都没能回过神来。包玉麟并不认为自己欠武红缨什么，一直到现在，他对昨晚上发生的事都有点迷迷糊糊的，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是幻觉。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很希望能够见到武红缨一面。可惜的是，包玉麟并不知道，武红缨已经被降成了一名普通士兵，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根本就不是她这样级别的士兵可以介入的。
作为越南方面提供的交换名单中的第一人，包玉麟经受了许多检查。这其中包括照片、指纹、体征等，关键的还有体重，这是越南方面对带战俘待遇的佐证。米尼克.保梅尔当然知道这本就很牵强，但是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中越双方交换了“花名册”，逐个清点以后，“人”“帐”两清。这次交换活动宣告结束。
首批被交换回来的中国战俘多是一些体弱多病，被越南方面认为是包袱的中国军人。踏上自己国土的一刻，这些被在越南关押了几个月的中国军人沸腾了。大家激动着、欢呼着，流着眼泪大声的宣告着。许多人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就在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高呼着口号昏了过去，还有的人直接脱光了自己身上越南人配发的囚服。他们渴望能够重新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更多的人则是在前来采访的记者的诱导下，痛诉着越南政府和战俘营的残暴，述说着回到祖国的喜悦心情。
包玉麟本来也想了许多的话来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达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可是过境的一刻，两名军人一下上来搀扶住了他。
包玉麟刚想说自己身体很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两名显然是干部的中国军人低声命令道：“包玉麟，从现在开始，未经许可，你不许说话，不许抬头，这是命令！你要配合我们，我们会很快把你送上救护车，你听明白了么？”
条件反射的，包玉麟想立正回答“是”，可是他发现，两名干部的手很重，不知道是怎么捏的，自己浑身都使不上劲。一个军人的自觉性让他只能默默的点了点头。谁也不知道，登上了救护车以后，包玉麟的手上就被带上了手铐。面对这一起，包玉麟只能苦笑，他知道这都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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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卢墟镇的一个原空军驻地营房被空了出来，包括包玉麟在内所有从越南回来的中国战俘都被集中在了这里。谁也说不清楚越南人会不会丧心病狂，对交换回来的战俘使用什么生化武器。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必须对所有被俘人员进行政审，以区别战俘中是否有变节投敌和敌特人员。这可以理解为保险措施，国家需要了解这些前战俘这越南时的情况。谁也不敢保证安全。
这么久以来，包玉麟脑海里一直都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都想到了。在包玉麟看来，最关键的是无愧于心。包玉麟自问，被俘不是他所愿意的，当时的情况，他没有选择。至于被俘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根本的就是所谓的“反战宣言”。只要证明了反战宣言是假的，那么战俘营中敌人的分化情况就很好理解了。特别是自己在河内战俘营集体逃跑事件上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包玉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他一直被隔离关押着。政治部门很快就查明了所谓的“反战宣言”不过是越南人为了国际舆论玩的一个小把戏，然后综合考虑，认为包玉麟在战俘营中并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特别是在河内战俘营全体战俘逃亡的事情上，虽然包玉麟有思想简单的问题，但是从整体效果上看，他当时能这样做，似乎真的有点舍己为人的味道。当然，定性为革命英雄主义也不无不妥。
几个月下来，采集了大量的证人证词，关键的还是张喜航和卢凯等人在河内战俘营发现化粪池地道的情节。综合考虑，军方调查人员发现，最起码，包玉麟至进入河内战俘营后并无不当之处。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野战医院会被攻击，除了包玉麟被俘以外，就只剩下林晓静神志不清的躲在手术床下？敌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就只为了抓一个人？包玉麟从河内战俘营逃出来，前后近十天时间，他的行踪无法证明，就算如他所说，为了躲避敌人的抓捕，他一直躲着大路往北方走。可是那么多人都跑回来了，他走了那么多天，怎么就给敌人抓住了？
包玉麟并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他很不利，第一：当部队方面的人询问因为伤病的原因转业到了地方检查院工作的林晓静的时候，林晓静一口否定了当时听到越南人偷袭医院后寻找包玉麟的情节。其实林晓静对包玉麟并没有什么成见，当时越南人的话她也是听见了的。但她本就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温室里的小女孩（当时部队女兵多是干部子弟），由于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一度神志不清，选择性的忘记了这对于她来说最血腥的情节，林晓静不知道，这个情节对于包玉麟来说是多么的关键。其次就是：因为与武红缨的关系，包玉麟并没有说出他逃出河内战俘营后一身越南军装的来历。这就给讯问他的人一种不诚实的感觉，后来包玉麟穿着一身越南军服进入战俘营的事是有目共睹的。
包玉麟很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政治部的人一直讯问他关于从和内战俘营逃出来后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负责讯问的人问了他关于军装的事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问题在这里。
于是包玉麟这才说出了当时的情况，当然，他说的是他当时是躲这了阮元甲的房间里。可这样以来又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当时包玉麟进入战俘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他所穿的军装上并没有军衔！一般的常识，没有人会大摇大摆的穿着一套没有军衔的军官制服的。这个时候，包玉麟说不清楚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武红缨帮他把军衔扯下来的事。只好编造说，是因为他担心所挂军衔与身份不相符，所以自己把他给扯了下来。
可惜的是，这些问题都无关紧要了。政治部对包玉麟的政审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们认为，包玉麟的被俘是偶然的，在越南期间发表的“反战宣言”也是越南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剪接合成的，甚至在河内战俘营期间也为了战友的逃亡直接或间接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本人这逃出河内战俘营后的情况却多有疑点。这些疑点是当时情况下是没法确认的，因此，部队方面做出了如下的裁判：鉴于包玉麟同志在越南被俘期间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已经不适合继续在部队服役。现决定该同志光荣退出现役，返回原籍，由地方政府负责安排工作。
就这样，一纸退伍证明，1979年11月，包玉麟短短一年的部队生活结束了，什么立功受奖的事都与他无缘了。他的档案被退回了小镇，等待他的是地方政府对他工作的安排。
与其他人不一样，包玉麟是直接从被俘人员政审处直接返回家乡的。而他的家乡，包玉臣的父亲包国庆已经当上了镇党支部书记。
说起来包国庆的运气真不错，他本来不过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央清理“三种人”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下子从一个公社革委会主任变成了镇党支部书记。他的好日子算是来了。
包玉麟对组织上的这个安排并没有什么意见，在他看来，不管是什么原因，成为战俘本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再加上他原来熟悉的战友基本上都牺牲在了越南，能够活着回家，他已经比其他战友幸福许多了。他不知道，他的档案里已经记上了他越南被俘经历，特别是还有一段部队政治部的调查结论：该同志在越南被俘期间情况疑点甚多，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无法取证，建议用人单位对该同志的使用上应该谨慎，避免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口袋里装着部队发的路费和退伍费，包玉麟上了通往家乡的火车，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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