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进入侍从室以后，自称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前面讲过的蒋介石的亲信将领陈诚，另一个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陈布雷。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号畏垒，字彦及。
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但是，1947年12月，中共领袖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
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
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
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过了不久，陈布雷就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了。
与陈诚一样，张治中过去与陈布雷也只是一般认识，并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张治中与陈布雷也谈不上有什么矛盾，这一点又是与陈诚不一样的。
张治中执掌侍一处，主管军事；陈布雷执掌侍二处，主管党政，张、陈算得上是军政两“首辅”了。
从此，张、陈之间不但开始了频繁密切的接触，而且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
张治中称：我在侍从室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能合作，就中最好的一位朋友，便是陈布雷。
应当说，陈布雷也是当时国民党政坛上独树一帜的人物，以陈诚推许张治中“无私人，无野心”的那句话，来评价陈布雷，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布雷崇尚“与人无争，与世无忤”的处世哲学，但由于性格孤僻，多愁善感，尤与政坛上那些蝇营狗苟、驱去复还者格格不入，颇不易与外界沟通。
但是，自与张治中共事后，陈了解到张对事负责、对上忠诚、对人真挚等个性，大为激赏，因而相处极为融洽，以至有：“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等语。
由于气质相宜，个性相近的原因，加之张、陈之间均无私心与野心的冲突，故八年抗战期间，陈布雷曾先后与7任侍一处主任相处，而独与张治中的合作，是最为愉快的一段时期。
陈布雷后来的自杀，有人说他是“尸谏”，张治中对此表示疑问，认为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的刺激，痛苦到不得不用死来救解脱。
侍从室时期的生活，前后仅为一年半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他是张治中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事实上，正是在这一阶段，张治中不仅与蒋建立起了两无猜忌的君臣关系，而且与蒋的爱将陈诚、文胆陈布雷等政治上的里层人物，建立起一种相互奥授的朋党关系。这就为张治中在抗战中期以后，进入一个政治上的活跃期，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张治中本人在谈到这个时期的生活时，也流露出一种相当满意的心绪，说：在侍从室，本来不是个容易处的环境，特别是在抗战紧张的时期来掌管军事机要，但是在我的任内，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没有别的，就因我对一般同志很公正，肯负责任，对于工作指导也还相当地周到、正确。
在张治中进入侍从室之前，蒋介石已决定对其内部机构作一次局部调整，即通过增设侍从室情报组，合并整理中统和军统情报，以提高情报利用效率。
本来，国民党的两大情报系统，中统隶属中央党部，军统隶属军委会。因此，在传递渠道上，军统的情报归侍一处第二组处理，中统的情报归侍二处第四组处理。双方通过各自的管道，呈蒋核阅。
但是，特务工作是一个专项，有着它的特殊业务要求。由缺乏情报眼光的人来处理情报业务，不啻是外行指挥内行。就侍从室的参谋、秘书人员而言，往往既缺乏对重大情报进行研判的鉴别能力，也缺乏对重大情报及时作出判断的胆略。结果，就处理情报而言，侍从室就是传达室，一切都是照收照转，送蒋先生“圣裁 ”。
1939年1月14日，蒋给侍从室下了一个很长的手令：每天军事、政治公文，各限10件呈阅；情报择其重要者，每日不能过10条，普通公文，由各主任径自处理。
蒋同时指示：参谋人员应研究逻辑学，并要陈布雷物色一逻辑学教授，到侍从室讲课，蒋也来参加旁听。
这是一个不满，也是一个信号，说明这样的工作程序，不能起到赞襄领袖的作用。果然，10天后，改革的办法下达了。原来通过一、二处分别处理的情报，着合并处理。办法就是：在侍从室专设一组，统一处理情报业务，隶属两个主任领导。
事情是定下来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推荐情报组长人选一事。经过一处主任贺耀组、二处主任陈布雷共同商量，拟以侍二组参谋唐纵、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侍五组秘书萧赞育等3人，作为组长候选名单，呈蒋圈定。
情报组组长的预选名单呈核上去了，但陈布雷忽然听说贺耀组即将离去，新任主任张治中即将走马上任。
贺耀组将走而未走，张治中将来而未来，陈布雷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单独上了一个签呈，力荐由萧赞育出任情报组长。萧是侍五组秘书，陈布雷的亲信干部。为了夺得对情组的控制权，陈布雷不得不赤膊上阵，为萧氏力争。
然而，陈布雷忘记了，蒋历来视特务如命根子。在这个问题上，蒋不但有自己的判断，而且从不肯受部属牵制。因此，陈布雷单独袖呈情报组长人选，无疑触及蒋的大忌。于是，蒋将贺、陈共同举荐的名单丢开，也将陈布雷袖呈的名单抛到一边，而是指定由侍二组组长於平远遥兼，由唐纵负实际责任。
蒋的目的，或许是还没有考虑好适当的人选，或许是为唐纵接掌情报组作一个铺垫。总之，对于陈布雷而言，这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安排。
这是张治中入主侍一处前夕，侍从室内部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在侍从室任内，张治中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克尽职守，凡事都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为蒋考虑，办事勤恳、周密、谨慎，深得蒋介石赏识，凡他提出的建议、主张，也多次蒋介石采纳。
同事一主，陈布雷、张治中成了蒋介石一文一武左右臂膀，相互之间处得更是十分投契，张治中称陈布雷是“最好的一位朋友”，而陈布雷则视张治中为兄长，每以“大哥”相称。
有次两人随蒋出巡成都，一天上午，都没什么事，张治中笑着对陈布雷说：我看你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精神上，今天，我带你去调整调整，怎么样？
“大哥，我们到哪里去？”陈布雷似未领悟。
“你跟我走好了,”张治中神秘地一笑，拉着陈布雷上了街，整整半天，张治中带着陈布雷吃了羊市街口的名小吃店，什么蛋烘糕、萝卜酥饼、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尝得有滋有味。接着逛少城公园，泡茶馆品茗，后来又看了一场电影，不知不觉之中，直把个陈布雷“调整”得笑容可掬。
“好吧？”张治中问道。
“好！”陈布雷欣然应道，头也不疼了。
这之后，陈布雷每有挹郁，则常让张治中带他外出“调整调整”，每有“忧闷”又请张治中为之“筹策”。
其后，他来成都养病，还时常向王允默说起张治中“调整”他的乐趣，并因此而感慨系之。他时常难仰感激之情，晤面时，不止一次对张治中说：“朋辈中爱护如兄者，洵不多见。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
1940年9月，张治中奉调为军委会政治部，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反又参与国共谈判，为国民党首席代表，曾三访延安，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波，直到1946年春天，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尽管陈布雷跟他的联系，不再像侍从室时代那么密切，但接触仍有，友谊弥笃。
这里节录陈布雷给张治中的二封信，以见他们彼此了解之深与关系之切：
文白我哥大鉴：弟病中，承两次枉驾过视，均失迎迓，甚感！甚歉！闻芷町兄及惟果兄先后转述劝慰之词，益感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受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承劝以短时期内之休息，本应遵命，但弟之所患，在“此心家放不下”。若事闲而心繁，则于脑神经衰弱，转有害而无益。幸山洞休假两月余，已略有微效，此心已无忧问急躁之象；并已向委座直陈此四个月来身心日衰之实况，当能蒙其鉴谅，不致有繁重之工作相敦责。现在每天决定，以半日休息、半日做事，睱时即下乡走走。如此调摄，或能有效。知兄关垂至切，谨以报闻……弟布雷谨上。
文白吾兄大鉴：昨晚正思作函，告弟近日忧闷之状，请兄为我筹策，乃蒙见赐电话慰问。朋辈中爱护如兄者，洵不多见，……弟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摒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事，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今若兼职，势必顾彼失此，在个必两无着落，而大事必所贻误。乃领袖坚不允弟所请，必今兼代。固知安排人事，自有苦心，不能不暂为应命，然如此绝非久计，古人论为学，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弟以为可能服务之最高限度，亦唯自身知之最切。弟在西安事变以前，或尚有过分消极之处，未将全部精力使用，然二十六年以来，观念一变，已不得顾及自身之劳逸与荣辱，乃至于健康。即如今夏以来，以打针关系，精力稍增，而此所增出之精力，亦敢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今若再责以重担，必至个人则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此六七日来，忧虑焦急，已无一息安宁之时，今后一线之希望，唯勉任至年底以后。请各位好友可以向委座进言者，为我婉转陈述，必获解除兼职之请，而此尤有仗于吾兄之竭力相助，为我解脱也！……与兄谊如手足，敢布区区，唯祈心鉴。弟陈布雷顿首
以上随便摘录二封信，足见布雷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张治中与布雷友谊之斑。在公的方面，常常在蒋前，他们的意见是合作的。他是一个文字家，关于文字上，他常常请教他，称他“学老师”。
如有一次，张治中起草一个电报，以蒋的名义，分致各将领，正写到最后一段，布雷进来了，张治中说：好，好，正写得为难，请你赶快补完。
陈布雷说：写得这样多了，为什么还要补？
张治中起身拉着他的手说：非补不可！
陈布雷笑了，说：大哥拉佚，敢不遵命！遂由他的手笔，完成了那一个电报；第二天，呈奉蒋介石批准，就发出了。
原电如次：电李长官、孙副长官、张、王、汤、黄总司令，郭司令，并转各军师长：
总合各方情报，并证以敌方广播，现敌军增调第五战区者，为第六师团之一旅团，第三十九师团之一旅团，及第四十师团之一联队，合原有之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备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至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似无甚大企图，可以推见。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这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我制人而不制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谣惑耳目之计，遽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人所宜出也。务望本此意旨，坚定决心，并逐级晓谕所属，一体遵照，为要！中正手启。
从“以发挥……”到末了止，都是布雷的手笔，是他替张治中补完的。在张治中50岁那年，布雷还特地为张治中作了一篇序，许多朋友看了后说：布公真乃“才华横溢、情文并茂”。
张治中和布雷的友谊虽然这样好，即在内部和日常事务问题上，也能说得来，意见相役。但在政治主张和见解，特别对中共问题，他们就很少甚至简直没有谈过，只有在党的某次全会时，陈布雷向蒋坚决表示，同意张治中写的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文，认为非常恰当。
谈到张治中同情共产党的问题，陈布雷曾经说起过一件事，那是在张治中离开侍从室几年后发生的。
有一天，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来电，这回，不是周宏涛秘书，而是蒋介石亲自打到陈公馆的。
“布雷先生，能过来吗？”
陈布雷近日神思恍惚，头痛不止，他实在不想再参与中枢有关时局的研讨，握着话筒，他竟不知自己去还是不去？
“布雷先生，身体是否有些不适？”蒋介石感到了陈布雷的迟疑，关切地问道：“那你就好好休息。”
“不，我去，我去。”陈布雷不好不去，只是，他猜不透蒋介石今天召见他要谈什么？放下话筒，他就下楼召呼陶永标，乘车直驱蒋介石官邸。
不一刻，轿车就驶抵目的地，从前窗看去，蒋介石穿一身夹袍，正在门廊下来回走动，埋头思索头什么，秘书周宏涛和军务局长俞济时站在一厢。
“我让你休息，”蒋介石见陈布雷到，收住脚步笑道，“你怎么还是来了呢？好，好，客厅坐。”
尽管头痛欲裂，陈布雷仍打叠起精神，随蒋介石进入客厅。
“布雷先生，晓得我请你来做啥？”蒋介石问道。
“时局瞬息万变，无论做啥，我当与钧座戮力同心，奋斗到底。”
“难得呀，党内像你这样的太少了，凤毛麟角哩！”说着，蒋介石让周宏涛拿来一封信札递给陈布雷，“你先看看这个。”
陈布雷抽开一看，原来是一份《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再翻落款处，署着张治中的名字。
文白的这封信，陈布雷听说过，却未曾看到，如在侍从室时代，这类信，再绝密也得经他阅后呈蒋介石，现在，有了文官处，他便隔着一层了，不让看，不便看，他当然不看，连打听也不打听。刻下，这信就在他手里，他的目光移了过去：
……自本党执政至今，二十余年来，实犯有两种最重之错误，第一为本党不革命，第二为本党不实行三民主义，标榜革命而实不革命，标榜三民主义而不实行三民主义之政策，实无任何理由可以自解，此谓数典忘祖，根本失其立场，已无以取信于人民，亦无以对流血牺牲之先烈。今日本党之地位，由革命集团变为革命对象，夫岂因而致者。
陈布雷闭合了一下眼睛，稍稍停了一下，张文白的敢言，在党内是众所周知的，但言辞如此直露，如此尖锐，是陈布雷未想到的，他的心怀然而动。
这会儿，周宏涛、石祖德已悄然离开，蒋介石背着手站在落地钢窗前，一动不动地眺望外面初冬的景色。
陈布雷接着往下看，只见张治中笔头一转，历数蒋介石领导上的缺点，对党务、政治、军事、外交、中共问题、干部政策，以及蒋介石的个人修养诸方面，提出了严格的批评，尤其在个人修养上，字字如箭矢一般锋利。
“其一，钧座之思想，自府定全国以还，即渐有保守倾向，若干极应改革之要政，受钧座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故本党革命政策始终不能表现于政治现实……钧座若干年来，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之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
陈布雷看到这儿，不禁眼皮直跳，“文告”、“训示”多出于他的手笔，虽说最后总是由蒋介石修改厘定，但自己也有一份推诿不了的责任，他的目光蓦地变得模糊不清，他取下老花镜哈了哈所，用手帕拭了拭继续看：
“其二，一般人咸认为钧座重视某略与技巧，而忽略基本政策与方针，甚至有察之失明之嫌。钧座之思过于细致，过于深刻，以至顾虑愈多则思路愈狭，实非主持大计者应有之态度。”
陈布雷想，文白对钧座，依旧是一片拳拳之心，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他又往下看：
“其三，钧座性情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此不但不能使工作推有效，徒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此种壅塞之象，最足寒心……如有人戏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为‘朕躬有罪罪在万方’，传观场者毫无忌惮，此在本党党内之集会。尚发生如此反响，至足深思。至于国际间流言，恒以钧座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
啊，说得太对了，看着看着，陈布雷几乎要喊出声来，他赞赏张治中的胆识，信的结尾处，张治中已是在大声疾呼：“目前之局势，实一非常之时期，不能不采取非常之方针，以谋非常之改革。”
他轻轻嘘了口气，掏出香烟，“嚓”地划着火柴，忽然想起蒋介石在场，是不好抽烟的，随手将它揿灭。
“抽吧，”蒋介石叹道，“我这个人，有时候，确实严厉得不近人情，连你也有所顾忌，抽支烟又有何妨碍呢？你抽、抽……”
“布雷先生，”蒋介石咧了咧嘴，想笑而未笑出来，“你看文白是不是在替我画像，画得像不像？”
“钧座，您还不了解文白吗？多年来，你们之间时有争论，他甚至顶撞过您，那是因为文白知道您信赖他，”陈布雷微微笑道，“文白这人么，爽快、笃实……”
“爽快固然是爽快，”蒋介石说，“像他这样陈述意见，党内还没有第二个。”
“言辞过激了一点，”陈布雷说，“或许他想不激不足以引起重视，太激了，又近于诽谤，但文白没有这意思。”
“不，他是在诽谤。”蒋介石低沉、断然地说。
“布雷先生，跟你说吧，早在北伐时代，我就怀疑过文白是共产党。”
“不会吧！”陈布雷悚然抬起头来，“怎么会呢？不像。”
“诚然，我让立夫、雨农查过，他的确没有参加共产党。可是，他常常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说话，一贯如此。你记不记得胜利后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曾提出一个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共颇多偏袒，引起很大争论……”
蒋介石没把话说完，陈布雷心却一噤，因为那次会议他也发了言，认为张文白的提案非常恰当，他不知蒋介石今天提起这事是什么意思。
“你别紧张，我丝毫没有怪你的意思，那个决议案，我也是举手赞成的嘛，”蒋介石站起来，在狭窄的沙发间踱步，“文白是有对我不敬的时候，我一次次原谅了他，可他，唉，不说了，不说了，也许，他想的仍是党国。昨天，他已从兰州返京，布雷先生，你跟文白一向关系很深，能否找他谈谈？他不是说，我只有‘ 抽象的说教而绝少关于具体的现实政策’吗？那你们何不深入研讨一番，提出具体的现实政策来。”
“钧座，”陈布雷是想跟张文白见面聊聊：“这几天，我头痛、腕痛、筋骨痛、肠胃呆滞，毫无力气，今天，若不是钧座召见……”
“格末，是应当休息的，我就不勉为其难了。”蒋介石走到陈布雷面前停下，“你们之间的关系，究竟与众不同，这样吧，三两天之内，我要跟文白谈一次，你也参加。”
“好吧！”陈布雷再无退路，话毕，遂乘车回城。
回家后，陈布雷躺在垫了羊皮褥的长椅上，身上又盖了件毛毯，他什么事也不想做，张治中的影像一直在他头脑里出没，他想起了那逝去的岁月里两人的交往……
只是，有一件事，陈布雷感到对不起张治中这位大哥，并一直在折磨着他。
话得从1940年说起，那年，蒋介石经过一番殚思竭虑的谋画，决定对封疆大臣和高级将领实行“观察”，即运用经济情报来窥测其政治动向，这无疑是一种特工手段，是极为机密的。为此，蒋介石委托自己最信赖的陈布雷来办，在侍从室二处成立了一个经济情报组，具体执行。
接受此项任务时，陈布雷内心惊惧兼作，可他无可奈何，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部属一方面加以重用，一方面又加以防范，而使他们竞相效忠于他。
在他接受任务不久，他得知被“观察”者中间有张治中，他为难了，不能不办，又不能速办，让谁去执行？在人选问难上他举措难定，后由军政部军需署署长陈良提名魏锡熙。
其实，陈良与张治中也是朋友，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委任陈良为军校经理处处长，此后，经张治中支持，陈良先后任军政部会计长、军需署长，而魏锡熙则是军需署上校设计委员。
1941年，张治中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时，嘱陈良代为物色一名中央团部财务组长，陈良遂把魏锡熙推荐给张治中，张治中相信陈良，对魏锡熙也深信不疑，因这层关系，魏锡熙当上了侍从室经济情报员，他们之间，就这么一种连环套式的人际关系。
陈布雷为此找魏锡熙谈话，慎重交待这是领袖布置的特别任务，要绝对保密。他让魏锡熙把张治中在中央团部的政治性经费开支和各项专款以及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呈送经济情报组，魏锡熙唯有照办，终因张治中一无把柄而未果。
抗战胜利之后，张治中主要西北，仍将魏锡熙带往迪化，委以省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六组少将组长。
魏锡熙离京上任前夕，陈布雷又将其召至湖南路公馆，密嘱；一如既往，继续监视。至迪化后，魏锡熙全力以赴，先后将统一新疆币制，为解决邮电、公路交通而拨给三区的经遇，三区民族军粮饷，召开新疆参议会经费，张治中视察伊犁和南疆开支，新疆军垦计划及经费预算、修筑迪（化）哈（密）公路、飞机场经费，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资金，张治中赠送和民族领袖人物犒赏费、文化活动费，还有张治中的机密费等，尽详地不断地报到陈布雷那儿。
1946年底，魏锡熙随张治中从迪化回到南京，向行政院商洽新疆财政问题，秘密会见陈布雷，陈布雷对魏锡熙勉慰有加，说：魏少将，钧座对你的工作甚表满意，与侍从室的联系望继续下去，有关张治中在疆的政治活动也要报告，你要慎之又慎。
翌年三月，魏锡熙由航空班机寄一密件给陈布雷，内容系张治中在迪化新大楼由西北行营召集会议，密商与三区决裂后新疆局势，以及张治中即将抽身离疆，返京参加中枢决策事宜。
陈布雷将此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久悬不止的心似乎松懈下来，频频点头说道：文白干得好，采取强硬态度对付三区巨变，贯彻了中央意图，他还是忠于党国的，我看，那个魏少将的监视到止为止吧！
任务是蒋介石布置的，且时不时地垂询，陈布雷不得不贯彻，至此，几年的折磨方才了结，但对张治中愧疚则成了他一块心病，出于对领袖的忠诚，却使对他朋友作出如此不仁不义之事，他感到自己心上像是长了一层霉，一次次地自责，这般做人，岂不是太痛苦了吗？我格沦落于此，夫复堪言？
昨日，张治中返京，他是知道的，也曾萌发过跟张治中会晤的愿望，可碍于蒋介石的多疑，他克制了自己。蒋介石既然作出了会见张治中的安排，并让他作陪，在他，可谓是正中下怀。
三天后，陈布雷驱车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张治中已先他一步，正站在客厅门口迎候他。
“大哥”——陈布雷一声呼喊，张治中大步上前，两人紧紧握手，说笑着走进客厅。
不一刻，蒋介石从隔壁转身出来，君臣之间摒弃了任何客套，谈话单刀直入。
“文白，你返京后，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也多有接触，你对时局作何评估？”蒋介石问道。
“比我们六月间西安谈话时差得太多，”张治中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了！”
“不打怎么办？”蒋介石目光冷峻地一挑。
“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接下去，张治中又搬出自己那封长信，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所诸方面逐一加以分析，他加重语气说道：“总而言之，现在，唯一出路在于放弃‘戡乱’之主张，恢复和谈。”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陈布雷托着腮，一声不吭地听着。
“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
“革命党人不是不怕失败的！”蒋介石动容地从沙发上腾地站了起来，叉着腰望着张治中。
“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但是，我们纵然失败，也要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待。”张治中毫不相让。
“你以后不要再提和谈的话。”
“那么，您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呢？”张治中微微笑道。
“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紧盯着张治中。
张治中一愣，翁阁倒台，内外问题成堆，让我坐在火山口，笑话！可是，临难受命，他又感到难以推脱，沉吟直响，说道：“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
“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我绝不担任这个职务，”张治中断然说：“倘若您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蒋介石沉着脸说了一句，倏又转向陈布雷：“布雷先生，你都看到了，文白他这是临难而逃。”
陈布雷说：“文白也确有难处，容当再议吧！”
“容当再议，唉……”蒋介石神情黯然，“那么，谈话到此，你们二位再聊聊，吃过午饭再走”。
“钧座，我要回去打针……”陈布雷说。
“我也另外有约。”张治中跟着说了一句。
“去吧，你们都去吧！”蒋介石挥了挥手说。
陈布雷和张治中步出客厅，来到廊治下。
“既找我谈话，又什么都听不进去，”张治中苦笑着闺怨手一摊，“还要我当什么行政院长，可什么条件也不应允。我是主张停止戡乱，重开和谈的，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与此相应，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必须作重大改革不可，畏垒，你再劝劝钧座。”
“唉，说也没有，”陈布雷拉着张治中往前走了几步，压低嗓门说，“就在东北全境丢失，金圆券崩溃、朝野上下抨击日盛之时，他在立法院却说……”
“说什么？”
“内容颇为宽泛，而让人记忆犹深的两句：‘军事本来不会垮，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金圆券本来也不会垮，也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你看，你看……”
“嗯，”张治中摇了摇头，“迭受挫折却不认账，真是没救了。”
“大哥，你的下步打算是……”陈布雷问道。
“作一‘参军’，如同你作一‘书记’，供其驱使，不管怎么说，我总还是一名国民党员。”
陈布雷不再迟疑，“大哥，我这一生有过许多憾事，其中有一件与你相关，我一直想有个机会对你说说……”
“不去谈它。”张治中迅即作了劝阻的手势。
“怎么，你……你知道了？”
“略有所闻，”张治中不介意地一笑，“那不是你的本意。”
“大哥，”陈布雷激动地喊道，抓住张治中的手使劲摇晃了几下。
“珍重，”张治中则在陈布雷瘦嶙嶙的肩胛上拍了拍，旋即钻进轿车。
陈布雷也跟着上了自己的福特轿车。
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奔驰在初冬南京郊外的大道上，向城区开去，陈布雷的目光一直追踪着张治中的轿车，只觉着眼眶里湿漉漉的。
张治中在总统侍从室与陈布雷一起共事，时间并不长。但就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两人却结下了常人难及的深厚友谊，难怪当时国民党政坛上留下了，蒋介石身边“文武有道，将士多德”的佳话.将，是指张治中，士，是指陈布雷。
但即使有这样的文臣武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还是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