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一声，武昌起义。
不久的一天晚上，扬州也燃起了光复的火焰，张治中非常兴奋，也参加了热列的游行。
他看上海报纸，知道上海已经响应革命。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茶，张治中卷在这一个狂潮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觉得这样在扬应站岗，根本不是办法，他决定到上海去。
到了上海，警察是不愿意再当了，还是当兵吧。看见上海组织了学生军，预备参加参加北伐，自己非常的兴奋，觉得如果能够参加这一行列，是极光荣的，因为学生军与一般军队不同，全是由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
张治中在街上看见一群一群的学生军，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经过一定的程序，他进入这学生军了。他是没有进过文学堂的，只在扬州学了一点英、算，是一个“读圣贤书”的私塾学生；但是入学生军以后的表现，很受一般官长的器重，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终于把清朝专制政权推翻了，中华民国创立了，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学生军奉命到南京，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当时的陆军部长是黄克强先生。这个入伍生团，是把各个地方的学生军合在一起，编成一个团，正式开始入伍生训练。
张治中被编在第一营，每天上操上课，都很兴奋。每次操练回来，昂着头，高唱《四季众军乐》的军歌，他觉得慷慨雄壮。
自从加入上海学生军以来，张治中想：打仗总是不免的，心理上也就是有了拼其一死的准备；但是，一想到父母的养育深恩尚未报答，心里便非常悲痛。然而，这种念头又不能明白地告诉家中，甚至要用种种充满希望的话语来安慰父母双亲。这种矛盾的心理，让张治中感到十分痛苦，以至写信时，一边写一边痛哭，简直是以泪代墨，伤心极了。
事实上，青年张治中就是已一个和平主义者，潜意识中始终涌动着对和平生活的期待，深藏着对战争暴力的恐惧。
真应了那句“乐极生悲”的古训，张治中加入入伍生团不久，便遇上了差一点被开除的厄运。
一次在踢足球时，张治中被一个同学用带钉的皮鞋踢破了腿。开始尚不以在意，那知总是不见好，日复一日地出血，流脓，以至变成了一条烂腿，最初连课也不能上，以后能走动一点，可以勉强去听课，但根本不能出操，别人上操，张治中只能坐在地铺上看书。
这一次“烂腿事件”，竟烂了五六个月之久，以至事态变得非常地严重起来。这么久的时间不出操，还能算是军人？连部为此开会，有人提议应予开除。张治中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惶恐极了。幸亏入伍初期的表现很好，给几个排长留下极深的印象，几个排长一致说：“这样好的学生，开除了，未免太可惜！”他总算被保了下来。
这时，南北和议已成，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入伍生团准备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
当离开南京北上时，张治中知道打仗拼命已用不着，而自己就要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了。从前在安庆瞻仰“陆小”的高墙而不可即，现在一跃而跨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这是自己经过长时期的奋斗而获来的一个报偿，不禁引起了一种安慰。
陆军部入伍生团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料一到保定，就听说有人反对合并。反对的理由：第一，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升学系统，是招考高小毕业生入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后入陆军中学，两年毕业，再入伍半年以后，才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这就是说，必须经过高小的六年，陆小的三年，陆中的两年，一共十一年，才能进到军官学校。年限是这样的长，经历是这样的久，从他们的眼光中看来，南京入伍生团是不合这个资格的。第二，现在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光复时多有参加革命及指挥军事的官长，入伍生团的连、排长许多是由他们充任。现在硬要使师生同校，未免不合情理。第三，就是依照直前清陆军升学系统，他们是正统派，而入伍生团是半路出家。
由于这几种原因，反对合并的声浪很高；而这一反响，遭遇了我们入伍生团同学激烈的抗争。在那个时候，同学中显然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非力争不可的，另一派是不主张力争的。
这时北京政府决定分设两个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第一校在北京清河，第二校在武昌南湖。第一校收容陆小毕业或陆中肄业的陆军学生；第二校收容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张治中是属于不主张力争的一派，因为他感到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太不够了。这一个预备学校是注重科学教育的，正可借这机会，充实自己的科学基础。
但同学们都知道张治忠平常喜欢写作，到了开会抗争的时候，要张治中起草呈文。张治中还是替他们起草，而且写出很多理由。大家都说他写的呈文是“理直气壮”，呈文送上去后，但还是没有获得北京政府的许可，于是他们从保定回到武昌，进入北京政府前清陆军第二中学的原址上，成立的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
入校是1912年冬季，一共修学两年。在这个学校的两年中间，张治中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不少的进益。一个还没有受过高小科学教育的学生，一跃跨入高级中学的行列，虽然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可以赶得上，但他还是感到很吃力的。
他记得，常常为一个数学题，白天想不通，晚上想，甚至做梦也还在想，真是有些吃力。至于其他的功课，如史地、理化、代数等，就觉着容易了。另外有一门图画课，有一位先生教他们的图画，有一天考试，他随便画了两笔，表示这两笔就是一座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山上画了一个很高的纪念碑，也是随便的两笔，而且题了一行大字：“大中华民国战胜纪念碑”。
还有一门功课是论理逻辑学，必须机械地记公式。这门功课，理论是可以对付的，而对于那种复杂的公式，张治中实在是没有方法去对付，于是只好老实地交了白卷。教这门功课的先生是一位四川人，却奇突地在他的卷子上批了三个大字：“好极了！”
还有一门功课使他感兴趣的，那就是德文。以前在扬州曾经学习英语，现在进了军校，又要学习德文，因为那时德国的陆军在世界上是驰名的。本来他是一个语言笨拙的人，但因格拉塞先生的教授法好，缺乏语言天才的他，在德文班里，成绩居然得以排在甲级，而他的时间花在德文学习上的可也就不少。回想到这一门课程，使他永远怀仰着教授他们德文的格拉塞先生。
德籍教师格拉塞先生，在这整整两年的授课中，没有耽误一次课，没有早退一次堂。他的家离学校好几里，每次都是走来走去，上了课回去吃饭，吃了饭又来上课。尤其在夏天，走得满身热汗淋漓，跨进学校的大门，就往课堂上去，从不休息。他的教授法非常好，他喜欢经常穿着一套简朴的黄咔叽布制服。
一到星期天，张治中和同学们喜欢到格拉塞先生家里去，他的夫人是日本籍，夫妇俩很亲切又很客气地招待自己的学生。格拉塞先生那时不过四十一二岁，他是德国高级师范毕业生，清末受聘到武昌高等学校教课，可以说完全是一位教育家。1914年中国对德宣战，他本来要被遣走的，因为他在各校教课，师生的感情都好，就把他留住了，这是特殊的待遇。张治中离开南湖后，和这位最可亲敬的先生隔别了许多年，一直到1926年北伐到武昌才见面。
1929年，格拉塞先生60大庆，张治中在武汉任行营主任，曾赠送酒席，并亲自到他家里拜寿。此后也偶尔通过信。一直到抗战以后，他听说格拉塞先生死于武昌了，心中难过了许久。
在南湖预校期间，最难忘的一位朋友，那就是当时的同学郭孔彰，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国文、科学、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豪爽，是一个悲歌慷慨的热血青年。他俩开始认识是在上海第一学生军里。俩人一见如故，以后在武昌又是同学，郭孔彰给他的益处最多，影响也最大。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讲求志气，研究学问，都想做一个有志青年，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思想。那时候，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被称为武昌预校的“三圣七贤”，有些同学就常常揶揄们，念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只好付之一笑，并不去同争论。
在光复前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从保定毕业，两人被分派到两个地方：张治中到安徽，郭孔彰去北京。后来，听说他到了北京军队以后，常常引吭高歌，满腔义愤，对于国家前途及个人身世，更加怀抱了无限苍凉悲壮之感。
不久督军团造反时，他们在上海遇着了。那时候，郭孔彰决心南下赴粤，追随护法运动。他要他一齐去，而张治中认为：两人何必都到广东，而且到广东以后，在事业的开展上，不一定就有把握。孔彰是四川人，四川这样大，所以约定分途奋斗，各人去打天下，无论哪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
从上海分手后，郭孔彰回到四川当营长，不幸阵亡于遂宇。孰料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才，竟死于悲惨的内战，真是极尽人间的惋惜与哀痛！假使当时一同到广东，以他的学问，人格，抱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最有成就的人物，何至一战而死，张冶中懊悔悲痛极了！
郭孔彰死后第三年，张治中专程到四川，哭奠故友的坟墓；再过20年，他又一次去四川，为郭孔彰修墓立碑，并撰写了一篇纪念碑文，以志哀思。张治中认为他是永远不能忘的一个真挚朋友，一个忠肝义胆可亲可爱的热血男儿。
张治中的兴趣集中在求学和读书上，当时，大汉口还是很繁华和热闹的，他不但不到汉口去玩，连武昌也很少去过。
他引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他的父亲从家乡到武昌南湖来看他，他刚好星期天施假出去了。父亲等他回校，匆匆一面，天已晚了，父亲想就在校旁的小饭铺里借宿，以便父子俩好好谈谈，他因小饭铺并不是旅馆，没有床位，催父亲回去。
同父亲在黄昏时黯然地分别后，父亲孤身走到武昌渡江，住到汉口一个朋友家里。临别时，他说预备第二天请假到汉口看父亲，到第二天他又没有去成，一直到父亲回了丰乐河写信告诉他，才知道父亲住在汉口朋友家，大热大烧，病了两三天，后来还是扶病回安徽的。这一次，让他终身难忘，成了毕生的遗憾。
在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分发到保定入伍。张治中分到第八师，入伍就是学习当兵。连上的官长都是行伍出身的。照规定张治中他们应该同兵士一样，和兵士一块生活；可是这些官长，对于他们这几个新来的学生兵很客气，给他们一间单独的房子住，而且单独吃饭。连上的官长，也不管他们，学生兵每天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张治中正好多看些书，有时偶尔也上上操。
这样入伍期间六个月，很自然地，很平顺地度过去了。这期间最大的不幸：就是的父母相继去世，为着奔丧，他来回耽搁了一个多月。
完成入伍的一段过程，升入正式的陆军军官学校。
1915年夏，张治中正式跨入保定军校大门，由此而成为该校第三期学生。对于张治中来说，能够进入保定军校学习，不但是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夙愿，而且也是实现个人抱负的一个重大契机。可以说，没有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这个特殊景，也就不可能有涨治中后来在国民党军界的一步步窜升与成名。一代名将张治中的人生转机与飞黄腾达，无不渊源于此。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被称为是造就民国时期南、北两派军事领袖的三大基地。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停办于 1923年，共举办9期，毕业学生达6000余人。从时间上看顾，保定军校的学生正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填补了北洋武备系被赶出历史舞台后所留下的军事真空，另一方面则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准备了重要的师资力量，以至他们中大多数人，或因军事实力而逐渐被蒋介石罗致，或因同声相应而出任黄埔军校教官，终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一件“硬里子”。
经过一个入学检定考试，验身体、考科学、都很顺利地通过了。这样进校以后，他第一件事便是专心一志地读书，研究军事学。张治中一向是很能用功读书的，他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期，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十厚本，以及《作战纳要详解》七本，都读完了。同时，还着重身体的锻炼和人格的修养。
每当星期天或放假日，就和几个同学，带几个烧饼，一个水壶，到野外的松柏林间游憩。保定郊外的风景线，可以说是一座坟堆，一座松柏林，他们就在树林间，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那个时候，同学似乎为两种典型：一种同学是喜欢看戏，吃小馆子，甚至于涉足花丛。尤其到了星期六，这些同学，组织观剧团，有时戏园的老板还亲自跑到学校来请他们点戏。也有少数同学，每逢星期天，溜到城里的会馆，把衣服一换，“打茶围”去了。另一种同学则不然，平时用功读书，研究学术，在礼拜天或例假日，便到野外散步，游玩，吃些瓜子花生，纵横谈论。张治中是属于后一种的，他和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从来没有想到闲逛，脑筋里根本没有那些玩耍的观念。
这时期，袁世凯想做皇帝。因为这突然发生的大事，引起了全体同学的愤怒的狂潮。
袁世凯是在1915年12月12日下令称帝的，31日下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大颁爵赏。大家非常的愤激，都感觉无比惊奇：“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在袁氏控制压迫之下，袁氏御用的机关报，歌功颂德，其他报纸噤若寒蝉。只有一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日本派在中国的一个间谍机构），不接受袁政府的管制，公开地反对帝制，因此学校当局禁止学生看。
学生最喜欢看这个反对做皇帝的服纸，有一天，一个同学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报告了校长。校长派卫士把那个同学抓到校本部，痛打四十军棍。全体同学压制已久的愤怒，一下迸发出来了的公愤，大叫大喊，把砌阶的砖翻出来，打窗子，打校本部，军官学校变成了暴动大营。他们还把校长的相片撕毁，扔到厕所里，而且尽情地辱骂校长。
这位王汝贤校长，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请调驻军，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学校，并把学生骗上讲堂，把他们枪支都收缴了。
张治中在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求学前后整整五年，培植了他的科学基础，培植了他的军事学术基础，也培植了他的人格修养基础，这对于他一生的军事生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916年12月，张治中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毕业的前夕，学校分发志愿书，叫他们填报。那时候，他很希望到边疆去服务，填的第一志愿是到边疆，第二志愿是到当时的各师；也许因为他是安徽人，结果把他分发到安徽去了。于是，他们四十余人都被硬派到安武军去见习。
他们都不愿意去，就推张治中做代表，到北京向陆军训练总监请愿。那时训练总监是张绍曾，到了北京，跑到训练总监部，没有见到张绍曾，部里的一个职员出来会他，他代表同学请求另行分发，但是得到的是一个失望地回答：“不可以！”
要求被否决，希望成了泡影。没有办法，只得带着怏怏的心情回来。大家满腔热血，想到边疆去奋斗，平时胀满了一肚皮的英雄主义，更想走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终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好抑郁地到安武军报到。
张治中被分发到驻在蒙城小镇的一个哨上。哨，是袭用旧式巡防营的老名称，等于现在的连。这里的哨官、哨长（即现在的连、排长），都是老粗，像这样的军队，当然说不上有什么素质。
见习期间，张治中有一个不能忘的印象，即亲眼看见旧式军队的腐败情形，他们的官长，每天赌钱，打麻将，吃过饭就上牌场了，把桌子一拖，哨官哨长坐下来，就好像上课，恬不为怪地赌博。
至于哨官的野蛮，那更是无法形容，有时将头目、哨兵拖到地下，一阵阵棍乱打，打得头皮血流。张治中亲眼看见一个头目被打得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飞，那种狂叫、惨痛的呼声，使人心惊胆战。不但一边恶打，还一边痛骂，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叫人打，打不够，就自己拿军棍来打，有时把军棍都打断了。有时气忿上来，手里拿着大刀挥舞，硬像就要杀人的样子。
在这一个腐败的军队里混了两三个月，忽然督军团造反了。这是1917年的事。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次年，段主张对各国宣战，黎不赞成；五月七日段祺瑞提出宣战案于国会，两院都不赞成，他的左右使督军张勋等请黎总统解散国会，黎乃下令免段职，督军团大哗，纷纷独立，推举张勋率兵北上，直逼京师。
安武军的军伐倪嗣冲，自然是督军团要角之一，当然也统率了他的腐败的烂队伍北上，还誓师哩！本来预备见习六个月期满，另外去找一条正当的出路，哪里想到，还没有期满，就遇着所谓督军团造反，他们的军队是要加入“造反”的集团了。
张治中忧虑很多，随着军队北上打仗吗？打什么仗？原来是“造反”。愿意造反吗？愿意附逆吗？良心回答：“当然不愿。”不愿意造反，不愿意附逆，就是不愿意打，然而跟着军队北上，不打，成吗？事实回答他：“当然不成。”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走！他决心走，决心离开这烂队伍。明明知道走了以后，也是前途茫茫，但如果跟着他们一齐“造反”，将会把整个生命毁掉。因此，他请了几天假，到了蚌埠，马上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就写信给军队，说不能再回营。以后听见一个同学说：他逃走后，北京陆军总部还有命令来通缉他哩！
假使他不离安武军，张治中一定被拖下水，当然不会到广东了。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四五十个同学中，只有他一人脱离了险恶的环境毅然地出走，而那些被拖下水的同学，一个个不是牺牲，就是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了，真是可惜。
这时的张治中已到了上海，听到孙总理率领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就决心到广东去，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到广州后，见到广东的保定同学渐渐多了，大家联合起来推代表去谒见大元帅。接见他们的是一位参军，向他们说：将先预备一个地方让他们住，以后陆续录用。于是他们就住在旅馆里等候，但是一等再等，都没有消息，吃饭也成问题，工作更谈不到。这时，因为有一个同学的介绍，张治中预备到云南计武堂去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很欢迎保定学生。
突然，又遇着征闽军事发生。福建督军李厚基，是督军团的中坚分子，孙总理在广东倡导护法，当然首先要解决他。
在征闽的部队中，有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是江西人毓瑞。张治中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有几位保定同学，都是江西人，其中一位同学张善群劝他：“何必去云南，不如到福建打仗去。”因此，他就取消了云南之行，同这几位江西同学，一同参加征闽的战役。
在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张治中挂了一个上尉差遣的名义，是一种额外人员。
记得有一次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走旱路。他在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长官派到了他，他就布置调度。自己穿一双草鞋，前头走到后头，后头走到前头，鼓励们，招呼他们，勉慰他们。几百个挑夫，帖帖服服地到达目的地，没有逃路一个人，没有遗失一箱子弹，总算把一个困难的任务完成了，长官曾嘉奖他的能干。
当差遣没有多少固定工作，但张治中不甘清闲，就把旅部的勤务兵集合拢来，施以训练。最初召集三几个勤务兵，后来渐渐加到五六人，渐渐加到四五十人。这些勤务兵，对上课、上操，都很感兴趣，自动愿意参加。他们受了训练后，不但知礼节，而且精神好。
旅长看见他练兵有办法，就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他当队长。这样他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了。今天回想起来，他作为一名军人，且曾统率大军，参加过大时代的抗日战争，后来还当过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起的呢？张治中多次对别人说：我是从三个勤务兵练起的。
张治中担任警卫队长不久，发生了一次事件。有一营军队从旁的地方转徒到了汕头，他们的旅长想把它收编过来。事先曾派了一些人去接洽，又因为这一营军队的营长是安徽人，也曾经叫张治中斡旋。然而他们这般人，都是在外面烂场合混惯了的“老油子”，对于旅长的意思，表而上像是接受了，表示愿意改编，实际上，因为那般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营长、连长并不能完全控制他们。
一天，他们的旅长以为是事先谈判好了的，就召集那一营军队在一个大空场里训话，实行收编。张治中带着一班士兵随旅长到那到了那里。也许由于他们这位旅长不大善于言辞，他开头说的几句话，大概是：“过去的事（指饷项）我不负责，从今天起，即从改编之日起，我一定负责”。
这时就有几个老班长站出来说话：“旅长改编我们，我们大家的欠饷，刚才旅长说不管。旅长不管，谁管？旅长不发，谁发？”操场上响起了尖锐的愤怒和咆哮。张治中看见情形不对，立刻紧急处置，叫卫队赶快保护旅长先走，这时，只听枪声响起，他被旅长一掌推到在地下，事后才知道，他是好意，怕他站着受伤。一阵连珠似的枪声，足足打了十几分钟，张治中伏在地下，四周落满了子弹，泥土打起很高，到处都是弹痕，可是他的身上没有中一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几百枝枪，在几十步内连续放了十分钟左右，他却毫发无损。
这次事件不久，战事发动了，还是继续攻打福建。他们的阵地已移到离汕头不过几十里的黄冈，正开始激烈的战斗。
傍晚时分，敌人从左翼来威胁他们，像是用的迂回包围的战术。旅长觉得左翼非常重要而空虚，叫张治中带警卫队掩护左翼作战，他带兵连夜出发，走了二十里，到达阵地，占领了一座小山头。这时敌人也已达到他们的左翼，占领了山下的一个村庄。幸而他们先赶到了，占领了山头。假使迟到一点，敌人就会把这山头占据，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
双方战斗到天亮，敌人没有退。本来占领了这座山头，只要抵住敌人，也就可以达成了任务，但张治中想，天亮了，敌人仍是不退，实在不能忍耐，自己不进攻，敌人是不会退的。他就发了一个冲锋号，自己领着兵从山头冲下去，经过一道田埂，到达村庄外面的一个菜园。敌人占着菜园的三面，他们只占着一面，敌人顽强地抵抗，张治中的左右死的死，伤的伤，他遍身是血，都是从旁人溅到他身上的。幸而他们的友军看见他们冲锋以后敌人还没有退，就派来了援兵，会同他们一起奋勇地把敌人打退。敌军伤亡殆尽，只有最少数奔窜而逃。
回到旅部，旅长见张治中一身是血，大为嘉奖，大家都称赞他的勇敢，当即把他提升为营长。
张治中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一件雨衣，等到兵士都睡下了，然后躺在兵士们的空档里。在作战时总是站在第一线。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以身率先。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兵士吃什么他吃什么。
一天，他在一座山头上，山下有一条小河，河那边就是敌人。他想侦察敌情，正从山坡这边拿着望远镜瞭望，猛不防隔河的敌人发现了他，向他瞄准，枪弹就连续地打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穿过站在他后面的一个卫士和一个传令兵：一个从脑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他侥幸未被打中。
在征闽战事结束之后，得到一个较长的休息。正在这个时候，所谓“桂系”在广州专权的情形传到他们军队里来了。孙总理以护法号令西南以后，桂系陆荣廷、莫荣新两人不受约束，遇事掣肘，莫荣新更是毫无忌惮。他们联合政学系，倡议改组军政府。
孙总理十分气愤桂系的凶横，向非常国会辞去了大元帅的职务，离粤赴沪。
这个时候，莫荣新是广东督军、他想乘机解决在粤的其他各军。张治中的部队，原来是滇军后来升编为援赣军的，当然也是桂系亟待解决的一个目标。当时，他们部队驻在潮州，一天，桂系刘志陆的部队忽然戒严，夜间从四面把他们包围，激烈地射击，张治中也险遭毒手，就这样他们整整一个军的人马，遂被完全缴械，无奈，张治中和官长们都被迫上船，只好去了上海。
张治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并堂而皇之的进了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后，又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胆识，很快地就晋升为营长，显然这个巢湖伢已青春无怨，前途无量，这军事生涯的头几步，他迈的是那样的自信和坚定，未来的征程，他的步伐必将更加的豪迈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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