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当天，毛润之和陈延年等人曾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
毛润之建议，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二、三、四、五、六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毛润之的建议遭到苏联顾问的拒绝。随后，毛润之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周恩来正巧也在那里。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以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勒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正在广州考察。
事件发生后，布勒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他们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3月20日下午5时，季山嘉派鄂利金去见蒋介石，蒋表示发生的“一切都是违反他的心意的”，并“表示歉意”。
3月22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派人去见蒋介石，询问这是对人的问题，还是对俄的问题。蒋介石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
3月24日，布勒诺夫召集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开会，分析讨论与中山舰事件有关的各种问题。布勒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
布勒诺夫在会上要求革命力量实行退让，以安抚蒋介石。为此，他应蒋介石的要求解除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顾问罗加乔夫、拉兹贡等人职务，叫他们回国。
会议结束后，布勒诺夫当天便离开广州回国。临行前，蒋介石到他的住处送行，两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蒋介石表面上很诚恳，想为自己辩解并对3月20日事件作出解释。这一情况加强了苏联顾问们的印象，他们认为蒋介石能够同中共共事。
布勒诺夫回国途中经过上海，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介绍了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暗示了这一事件，蒋介石只是误听谣言，他并不反苏反共。
在布勒诺夫使团和苏联顾问妥协退让方针的影响下，陈独秀也主张退让。4月3日，陈独秀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他甚至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说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反映出中共中央当时对形势的认识与对策。
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4月5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广州，并立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紧急会议。在会上，张国焘说：中央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随后，张国焘看望蒋介石，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后来，张国焘回忆了这次谈话的情况：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
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确实使蒋介石感到轻松。此后，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蒋介石不仅加强了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而且从这次试探中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而加紧了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月20日这天，只有何香凝不顾全城戒严，冒险通过岗哨来到造币厂，找到蒋介石。她流着眼泪斥骂蒋介石：“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曾多次讲到过这一事件的起因，但大多含糊其辞。3月20日当天，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校本部对全体学生发表讲话，大意是说，中山舰党代表李之龙，没有上级命令，擅自将中山舰升火开来黄埔，企图谋害本人。这是一些野心家搞的阴谋，妄图发动政变，推翻革命政府。幸及时察觉，事情已予以平定，李之龙和一些有关的人，已暂时拘禁。这事情的发生，外面会有不少谣言，你们学生不要轻信。我们革命政府政策，仍一如既往。本人一定领导同学们继续革命下去，你们可以安心求学。至于这事件的详细内容，现在我不愿公布，我会将它详细写在日记内，待我死后，再将它发表。
4月20日，蒋介石设宴送别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在即席讲话中说道：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第一，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排挤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把第一军控制在自己手中；第二，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并逼走了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第三，向苏联顾问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作出了让步。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的铁腕人物，成为广州的党政军首脑。
随后，蒋介石攻势凌厉，在黄埔军校，蒋介石宣布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估计加入共产党的学生决不会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撤消而终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感到必须建立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统一组织，决定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简称黄埔同学会，并派蒋先云、冷欣、贾伯涛、杨引之、余洒度等为筹备委员。
5月中旬，黄埔同学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体育场宣布成立，约有200位同学参加，由蒋介石出席主持，同学会设会长一人，由蒋介石自任。
1926年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北方政局发生逆转。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结成暂时“反赤”联盟，联合进攻倾向于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计划先打倒“北赤”；然后出兵湖南，进攻唐生智；联合孙传芳和四川、贵州、云南的地方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消灭 “南赤”。
在这种严重局势下，要扭转这股反革命逆流，国共两党只有先发制人，出师北伐，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才能最终粉碎北洋军阀的“南伐”，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将进行北伐作为重要议题。汪精卫、蒋介石等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多次指出，要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必须速定北伐大计。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以及北方区和粤区负责人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十二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准备北伐和农民问题。会议指出：广州政府北伐关系之重要发及农民问题在现时之特别严重，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不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支持，建立工农革命联合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
国共两党提出的北伐目标，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列响应。海内外同胞吁恳早日北伐之函电与请愿代表，纷至沓来。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工农群众，纷纷组织和发动起来，做好了迎接北伐的各种准备。
北伐战争的对象是当时北洋军阀的三大势力，总兵力达70多万。亲日派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最大，控制了东北各省、京津两京和纵贯南北的主要交通干线冿浦路北段，有军队30余万人；亲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陕西、河北各一部，控制着另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交通干线京汉路，有军队约20万人；亲英并独立形成一派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江办、浙江、福建五省，有军队20万人。
7月9日，广州北校场彩旗猎猎，锣鼓喧天，国民革命军正式举行北伐誓师仪式。参加誓师仪式的有广州城内几乎所有的军政大员、国民革命军各部代表、黄埔军校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等数万人。
蒋介石一身戎装，在一群国民党大员的护拥下，来到典礼现场。典礼仪式主要有：向蒋介石授印、授旗和奉孙中山遗像。授印人遇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奉孙中山遗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授旗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吴稚晖。
接下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宣读哲词：“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
2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正式踏上北伐征程。此后，他事实上离开了黄埔军校，不再在校长室办公。
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当时共有8个军，约10万人。北伐军的战斗序列是：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军事总顾问加伦，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北伐军下辖8个军，分别由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李宗仁、唐生智任各军军长。
1926年6月，北伐大计决定了，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委张治中任副官处长，主管编制、人事和总务。蒋并向张说明：本来是要张去带兵的，副官处长原定张群，因张群在上海，所以要张治中暂时代理。据此，蒋颇感谦疚地安慰张治中：“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给张岳军接替。”
总司令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是一个崭新的单位。创立伊始，出以公心的人，自然一切都可以按原则章程办事；忠心耿耿的人，不妨也可以一切唯领袖的意旨是从；然而，充满野心的人，未尝不是一个上下其手、私植班底的机会。
对于张治中来说，蒋总司令把这么重的一个副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当然是看中了自己的干练，但何尝不是对自己忠诚的高度信任。为着北伐大业，为着感激知己，张治中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但是，信任归信任，在蒋总司令面前，张治中并不想隐瞒自己一贯主张国共合作的政治观点。“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亦日趋恶化，张治中深为忧虑。4月间，周恩来先后被迫辞去第1军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除了在北伐各军中从事政训工作，培养政工干部外，不再参与国民革命军高层领导工作。张治中认为：北伐军统帅部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加，肯定是一个重大损失，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这是张治中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借着受命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机会，张治中乘机向蒋建议：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蒋表示已考虑由邓演达充任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考虑由周恩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
张坚持：邓可以带兵或做别的工作，总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适宜。但是，蒋坚不同意，张只好转过来劝周恩来接受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亦被周恩来拒绝。又一次“磨合”国共的工作失败了。在张治中看来，周本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对蒋的这一态度，张颇不以为然。
1927年7月，国共两党期待已久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7月1日，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广东革命政府10万大军分西、中、东三路向北推进，大革命由此进入了高氵朝。
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之前，叶挺独立团受广州国民政府的派遣，作为北伐先锋，已于5月20日率先踏上了北伐战争的艰难历程。
7月1日，叶挺独立团在湘南安仁会合了归顺广州国民政府的原“湘军”唐生智第八军，配合随后到达的第四军4个团，对侵入湖南的吴佩孚部队发起反击，先后收复安仁、醴陵，并于7月12日收省会长沙。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陆续集结于浏阳附近，准备对敌人汩罗江防线进行攻击，夺取平江。
守卫平江城的是吴佩孚第五十混成旅，旅长是号称“健将”的陆云。陆称“汩罗江防线”是“固若金汤”。“平江失，则岳阳不保，武汉亦危。”陆云以1万余重兵防守平江。
平江，这座北伐军即将进攻的城真是一座险峻的堡垒。它的南端，宽阔的汩罗江为它构成一条天然的防御线。陆云用主力占领江北丘陵地带构筑预有准备的防区；东南蜿蜒伸展的天岳山、审思岭、鲁肃山、童子岭等一长列山岭，又等于给它竖起了一座坚固的城墙。陆云在这里有重兵把守，并筑有炮兵、机枪阵地；平江城，是敌汩罗江防线的支撑点，陆云率精兵在此固守，并在江城四周布满地雷。
8月19日拂晓，在朦胧的晨光中，叶挺率部队从止马铺渡江，绕道向平江城挺进。后续部队跟着潮涌浪滚般地向平江城奔去。陆云没有想到，独立团在浏阳休整时间，在地方党组织支持下，派出好几批侦察人员对平江布防情况进行过周密调查，连哪条道路可以通行都侦察得一清二楚。独立团悄无声息地运动到平江城的北门、南门，在机枪掩护下，从南北两路猛烈攻城。
是夜，陆云正和几个妓女在一起打麻将，早一刻就有一个幕僚向他报告，江边童子岭方向有革命军来攻，他发笑说：“你们不怕死就让他们来吧，不是死于炮弹就是死于地雷。”
他不相信有人会通过他的地雷阵，绕到他的背后进行攻击。后来听到城外枪声十分猛烈，陆云才登楼观望，看见独立团和其它部队攻势甚猛，而他的主力正在城南天岳山，鲁肃山审思岭、童子岭一带与南路进攻的北伐军激战，便急调预备队前来抵抗。但是，陆云的预备队经受不住独立团三个营反复冲击。
陆云见势不妙，穿好白绸衣裤，刚逃出司令部，就和叶挺、许继慎等人碰了个对面，许继慎看到一个戏剧性场面：
叶挺举着枪说：“陆司令，缴枪吧，我们北伐军优待俘虏。”
“吴大帅害死我也！”陆云两眼喷着凶光，举起手枪，向自己的右脑穴打去，然后，重重地倒在司令部门前右侧石阶上。
北伐军攻克平江北上切断粤汉铁路后，即向汀泗桥推进。
汀泗桥位于湖北省咸宁境内，其地势险要，西面、南面和东南面，都是湖泊或沼泽地区；北边和东边，则是起伏的山峦；只有顺粤汉铁路南北走向的汀泗桥可以沟通南北，因此，它是湘鄂交通的孔道，又是军事重镇，志书称之为“湖北第一关”。
汀泗桥也是吴佩孚的“发迹”之地。1921年8月12日军阀混战时，吴佩孚据守江泗桥，击败越恒惕万余湘军的进攻，成为他一生用兵的“杰作”，吴佩孚期待此次再创“一战以定鄂”的奇迹。
许继慎通过调查后向叶挺建议：汀泗桥素称“天险”，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西北端是不能通过的湖泊沼泽，东南端是许多便于敌人防御的独立高地，适逢盛夏涨水，三面不通。敌人守兵在2万以上，有重武哭，他们除利用河流构筑阵地外，还在汀泗桥东部高山上建筑了一座很好的战垒，用火力控制住仅可通行的汀泗桥。许继慎认为正面易守难攻，加上河水暴涨，不利于展开部队，不如像攻击平江那样再次实行纵深迂回，从敌人后面攻击汀泗桥。
“从哪里迂回呢？”叶挺问许继慎。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找了几个农民调查地形道路，知道东边大山上有条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之古塘角，从那里进攻，天险汀泗桥即日可下。”
“好！好！”叶挺对许继慎说，“我来向军部建议，让我们再来一次迂回，智取汀泗桥！”
四军军部同意独立团绕道迂回的建议。叶挺回到团部，向全团传达了军部的命令，要求党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27日凌晨2日，迂回开始了。独立团由熟悉道路的农民作向导，奔上了崎岖的山间小道，很快来到汀泗桥西北角的古塘角附近。于清晨5点发起攻击。独立团战士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敌人猛冲过去。敌人没有料到这里会冒出一支革命军，起初还以为是吴佩孕派来的援兵，等到明白真相，这才惊呼起来。这时，第10 师、12师各团也从正面渡河猛攻，敌人防不胜防，终于全线崩溃。天险汀泗桥于上午8时被北伐军占领。
8月30日，北伐军又发动了攻击另一军事要隘的贺胜桥战役。
贺胜桥距咸宁城北20公里，也是一座铁路长桥，依山带河，临渊隔水，地势的险要，同汀泗桥不相上下，过了贺胜桥，直至武昌，百余里无险可守。因此，这是通往武汉三镇最后一道门户了。
贺胜桥，庆贺胜利之桥！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名字啊！然而，胜利到底属于谁，谁才是贺胜大典的主角呢？北伐军面对的是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直系精华，督战又为直系主帅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来人，生于公元1874年。
1902年吴佩孚出道，先投靠袁世凯，进入保定武师范学堂，不仅又转入测绘学堂毕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加入清廷和日军合办的侦探队，与冈野增次郎一道，肩挑负贩到东北剌探俄军情况。次年升北洋军陆军第三镇十一标一营督队官。又三年，又升炮兵第一营管带，辛亥革命时，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他又升任第三标标统。1912年，袁世凯窃国后，第三镇改为师，吴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
吴佩孚和武汉是有着密切渊源的，他在武汉“慷慨高歌”，骗得全国的信任；他在武汉控制两湖，志得意满；他在武汉东山再起，穷兵黩武；他在武汉卸丢盔，彻底失败。
1914年，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后，曹锟奉派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佩孚随第三师进驻岳州，第一次路过武汉时，他还默黙无闻。
1917年段琪瑞为国务院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护法军政府，段要以武力镇压，派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随军到武汉。
吴佩孚在武汉会见各方大员，筹划对付皖系的军事，当时写了一首《满江红——登蓬莱歌》，令士兵作军歌唱：
北望满洲，勃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士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族，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1923年2月，吴佩孚撕下了假面具，指使军警破坏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召开的成立大会。当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全线大罢工时，吴佩孚把黑手从洛阳伸到武汉，指使肖耀南、杜锡钧派兵到江岸镇压罢工的铁路工人，杀害了林祥谦等四十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应肖耀南的电迎，由岳州乘“决川”舰抵武汉。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查家墩和刘花园。
“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这是做过“武力统一中国”迷梦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诗句。
当时吴佩孚伙同曹锟连年战胜段琪瑞，彻底消灭了皖系；击败张作霖，赢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大捷，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头衔，虎踞洛阳，成为北方政治、军事的中心人物。
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显要登门祝寿的多达千人，连自命清高、士林之首的“圣人”康有为也亲手撰写寿联：
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吴佩孚对汀泗桥、咸宁城的失败极不甘心。他把2万多重兵，60多门大炮、100多挺机关枪，配备在黄塘湖、梁子湖之间狭小陆地上，在桃林铺、印斗山、贺胜桥筑起三道纵深达10余里的防线。贺胜桥南端有一条小河，因洪水泛滥，仅有一座铁路桥可以进入贺胜桥。
在察看了三线纵深阵地和连环工事后，吴佩孚很自信地说：“昔以汀泗桥—战而定鄂，今以贺胜可一战而定天下！”
北伐军攻击贺胜桥之战的总指挥是李宗仁。攻击兵力是第一军、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
第四军依据敌军正面狭窄、纵深较深的特点，作出相应的配置，即只以叶挺独立团和12师35团两个团、在全军炮火掩护下，分别攻击铁路正面的桃林铺和铁路以西的黄石桥。其余部队均依次随独立团之后跟进，以期运用接连不断的梯次冲击，打进敌人的防御纵深，摧毁其三道防线。
担任正面攻击的叶挺独立团，以许继慎第二营在铁路东边，第三营在铁路西边，隐蔽向敌人阵地前进，准备攻击桃林铺一线之敌。以前面指挥。他一再叮嘱：“许营长，我的全部家当都交给你了，你要小心，要勇敢又要沉着冷静。”
此时，各路进攻部队全部打响。敌军重机枪、山野炮同时进行拦截射击，战场一片火海。但是，北伐军战士奋力向前，势不可挡。破晓之前，敌一线阵地桃林铺即为独立团所占。许继慎接着率部冲进敌人纵深阵地，攻击敌人印斗山二线阵地。
位于铁路东侧的第二营，在许继慎指挥下进展最快，接连攻破几个阵地。在攻占一个小高地，进至黄家窑附近后，发现前面有一列列车停在山下。许继慎观察了一会对几个连长说：“这大概是吴佩孚的指挥专车，咱们连吴大帅一起吃掉吧。”他准备以连为单位包抄，对敌人守备部队进行分割包围。
许继慎的判断没有错，吴佩孚的专车，原来停在贺胜桥北端，密切注视着战事的进展。当第一道防线被冲垮的时候，吴佩孚顿时气急败坏，马上命令火车开过贺胜知，亲到前线督战。他看到一线被攻破，急调援兵前来增援。就在独立团不停地追击途中，跑在最前面的第二营同敌军增援部队遭遇了。
来援的是刘玉春的第八师，坚甲锐兵，人多势众，一下子挡住了独立团的去路，并将孤军深入的第二营包围起来。
许继慎冒着敌人的炮火，沉着地指挥部队组织防御，挡住了第八师的猛烈攻击，迫使他们卧倒在地面上。这时，一颗子弹从许继慎右膀穿过胸部，再穿左膀，血流如注。几个战士要把他抬下火线。许继慎说：“你们抬我下去，就减少几个人打仗。你们不要管我，快向敌人射击！”
许继慎重伤不下火线，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全营干部战士勇猛冲杀，胜利突破敌人防线，占领印斗山二线阵地，这时，在、右两路相继得手。三路大军推进到贺胜桥南端。
一场顽强的拼搏开始了。“枪炮之声震耳欲聋，尤其机枪声紧密尤为各次战役所未见”，吴佩孚带领督战队，手持大刀立于桥上，手刃退却旅、团长数十人，但仍阻挡不住退却。溃兵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桥而逃。至上午11时，独立团终于占领了贺胜桥。第二营四连连长卢德铭跑过来告诉许继慎：“营长，我们胜利了，通往武昌最后一道大门打开了！”可是许继慎没有回答，他府身一看，才知道许继慎昏死过去。
贺胜桥战后，叶挺含着热泪向中央报告：“此役重伤营长一员。”他对许继慎的作战勇敢备加称赞：“贺胜桥战斗前后阶段，就是第二营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
贺胜桥战后，许继慎率领前卫紧跟溃退部队追击，他还想重现咸宁城的奇迹，以使部队免受攻坚之苦。可是师长张发奎再次派人送来一封划有3个“十”号的急信，要独立团“停止追击、宿营待命。”卢德铭带领部队从前线退下来后，死死拉住许继慎的担架放声大哭：
“为什么命令我们停止追击！我们已追到城门口，看到门内大街，如果我们一齐奋进犯追，武昌城即时可下！我们独立团战士用鲜血换来的阵地，为什么要丢失掉？”
“不让我们追击，是怕我们共产党人抢了头功！”许继慎气愤的吼道：“这是北伐路上张发奎师长的第二撤军令，撤吧！”他的干了沾满鲜血的绷带上，渗出新的殷殷血迹。
贻误战机之后的9月3日，蒋介石却下令“乘敌人立足未稳，一举攻下武昌”，试图正面攻击坚固设防的武昌城。第一军、第四军奋勇攻城，在敌人猛烈炮火扫射下，攻城部队伤亡惨重，多次在距城墙1000多米处时都退了回来。
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组织有五百人的敢死队。当攻城时，个个争先恐后，攀登竹梯奋勇而上，至当晚十二点钟以后，此五百个敢死队员，都由大小东门一带登至城上，白刃肉搏与守敌作殊死战。
那天晚上，张治中和总指挥蒋介石，都在武昌南湖前陆军第三中学堂内，他们一夜未眠，所闻第四军方面的枪声和手榴弹声，至为激烈。据当时第四军陈可钰代军长在电话上的报告：“我军已于深夜一时许将大小东门占领，我军一部进了城”。
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叫张治中拿出地图，摊在桌上说：这下可好，明天就可进城了。
但自此以后，枪声渐疏。不久，又得陈代军长的电话报告：“当面守敌，得有增援，我们的敢死队员，牺牲惨重，敌人将我们所攻开的缺口，又弥补上了。”
蒋介石气得将一个茶杯用力的摔在地上说：娘希匹，张发奎误我大事。
天刚放亮，蒋介石就要张治中立即通知攻城部队主要领导，火速来陆军第三中学堂内召开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大发雷霆之威，责问第四军“你们没有攻破大小东门，为什么说进了城，为什么这样谎报军情？”他喘了口气又说：去年东征攻惠州城时，我们是用梯子上城攻破惠州的，为什么这次不能？
第四军陈代军长说：在我来开会时，据叶挺团长的报告，集合五百个敢死队员攻城，现在仅剩下不到20人。
接着李宗仁报告，否认他们没有火力支援，并称他们七军如何围攻，如何援助，而陈可钰却说他保存实力，全是谎话，他们在互相争辩。
蒋介石不耐烦的吼道：还他妈的扯什么皮，真是让人上火。
张治中见到会的人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遂站起来说：总司令，昨天为了解决登城用的竹梯，我到前线去看了一下，武昌城墙很高，我们所征来的竹子，又短又小，绑上两个竹梯，还够不到墙头。攻城时，长梯子非要四个人抬才行，这还不说，士兵抬着梯子，必须经过200多米的开阔地段，还要通过城墙下的濠沟，然后再把它竖起来，这样一系列的动作，每一段都是极端艰苦的。就是排除万难把梯子竖起来，城墙上的守敌不费气力就会把它推倒。因此，伤亡肯定是惨重的。
蒋介石说：惨重就不攻吗？那你说说该怎么办？
张治中：职下认为城内敌人并不多，现在不必急于攻城，仅派必要的兵力监视，围困久了，敌人自必投降。而我们现在急须要做的，也是刻不容缓的事，就是截断援兵。长江上游的宜昌，有卢金山的部队，下游的南京，有孙傅芳的大军，假使孙、卢两军，无论那个前来增援武昌，我军的处景就相当危险。因此，我认为此时仅派相当的兵力监视武昌，其余大军，马上去占领汉阳和汉口，将长江上下游敌军的呼应截断，并一面进而占领武胜关，以阻止北来的敌人，这才是极关重要的事。
张治中的话刚说完，就赢得了与会者一片肯定。
蒋介石说：你的意见很好，现在布署一下，围攻武昌和占领汉阳及汉口的兵力……
就这样，北伐革命军将武昌整整围困了40天，城围久了，城上的北军与城下的北伐军，竟常有交谈的，城下的北伐军把香烟和食物抛上城来，老百姓看到这些情况，料想围城快解围了。9日下午忽然听见练习吹号的声音，大家都面有喜色，因为大家有经验，交战时没有练习吹号的，这可见交战状态已经过去了，城门当然要开了。
10月10日一大早，果然开了城，据说是贺对廷的兵把中和门和保安门打开了，放北伐军进城来了，北洋军纷纷投降，而刘玉春不肯降，率领他的残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抵抗了一阵，作最的的挣扎，而大势已去，他的部下第十五旅旅长于信臣硬把他拉到文华大学孟良佐家里躲藏起来，不料孟良佐雇中国仆人到北伐军那里去告密，遂被北伐军捉到了。
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吴佩孚在武汉的残余势力全部就歼，吴佩孚只得流亡四川腹地。
他刚入川来到白帝城，一群日本的不速之客就跟上来，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木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等十多人，由宜昌乘舰访吴，表示可提供巨额借款和枪枝弹药。吴佩孚认为无此必要，当面推却。
五年后，吴佩孚去了北平长期匿居于什锦花园私宅。1939年冬，牙疾大发，肿痛异常。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军医寺田前往诊治，强制开刀拔牙，当天暴卒，有年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