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战事结束，基本上实现了消灭吴佩孚主力，占领湖南、湖北的战略目标。亲临其役的苏联顾问从战斗中观察出：北伐军“一、四军的战斗精神是较强的，而七军乃到八军则力图保持自己的部队。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直担任预备部队，没有同敌人打过硬仗。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才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
攻占武昌后，北伐军的作战重心开始转向江西。
这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刚开始北伐的时候，江西军阀孙传芳采取隔岸观火的方针，希望两湖交战的双方在战斗中拼个两败俱伤，他好从中获取渔翁之利。但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当北伐军进入鄂南逼近武汉时，孙传芳深感唇亡齿寒。为抵御北伐军可能的进攻，孙传芳急忙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化解矛盾，从江浙地区抽出10万精兵，准备从江西向北伐军侧背发动攻击。
8月25日，在两湖战事尚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就致电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等，指出：无论敌军如何行动，我军皆以进攻江西为惟一方针。
9月初，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对江西的总攻击令。
10月2日，北伐军破敌于万寿宫。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至高安，亲临南昌前线督战，同时派白崇禧前往樟树督战。
10日，北伐军肃清四郊散敌，将南昌包围。由于南昌守敌顽强，激战数日，没有攻下。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重新进行部署。
到10月中旬，北伐军第四、第七及第八军各一部由鄂转赣，实力增强，军威益盛。27日，蒋在高安行营下达了向南浔路总攻击的命令。要求各军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正面之敌，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准时向所担任目标总攻。
到了31日，各军如期完成任务，蒋介石为鼓舞士气，激励部属，在高安颁布了给各军战士的训令。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
11月初，经过周密准备后，北伐军在南昌、南浔路一带向孙传芳部发动总攻。2日，占领德安。3日，攻占马回岭。南浔路守军主力被击溃。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慌忙离开九江逃往南京，其下属各部亦纷纷向安徽、江苏溃逃。5日，北伐军进占九江。7日，攻克南昌。
南昌攻坚战几经周折，终于以北伐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孙传芳的主力部队经此一战损失殆尽。与两湖战场比起来，江西战事更为激烈，战斗的规模也更大一些。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话来说：江西方面实际是北伐的主要战场。
此时的北伐军已非昔日可比。北伐军的兵力已由出兵时的8个军10万人扩展到20个军25万人，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域也扩大到除浙江、江办、安徽、上海等省市以外的大半个江南。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步军事行动。会议确定了北伐军下一步的作战总方略为：以先攻击杭、沪、击破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及皖西。对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及皖北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进出洛阳、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以利而后之作战。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革命重心北移，国民政府迁都问题提上议程。
蒋介石是比较早地提出迁都主张的人。蒋介石深知北伐兵临长江，国民政府设在何处是关系他今后能否控制党政大权的关键。
当时，唐生智的部队控制着武汉一带。这支部队纪律性较差，1926年9月，当北伐军克复汉阳、汉口后，蒋介石便于当月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电报发出后，蒋担心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不理解他的真意，便于 18日再电张静江、谭延闿。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告诉张静江，他去江西以后，湖北交给唐生智负责，而且凡事他都要同邓演达的政治部、共产党人主持的湖北省党部协商决定。蒋介石要求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以掌握政局，并另组湖北省政治委员会，代替以唐生智为代理主蒿的临时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觉察到了蒋介石、张静江的用心。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国民党11月1日扩大会议的意见》的党内通知。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的迁都主张，旨在利用党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同时，中共中央还担心国民政府离开广东革命根据地将削弱左派力量。为此，中共中央的对策是：第一，争取开会日期后推，推到双十节开会，使左派代表能够赶来；第二，推迟迁都时间，提出迁都问题待军事结束后再讨论。
通过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力争，联席会议果然推迟至10月15日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共产党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邓颖超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得知联席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仍设于广州，便于10月22日再电张静江、谭延闿暨联席会议代表，要求先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很明显，他的想法是先控制国民党中央，进而控制国民政府。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改变了态度，由反对迁都转而为积极推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苏联顾问鲍罗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本来反对迁都武汉，但他于10月30日接到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写来的报告后，其态度发生了转变。
26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重要人员及文件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
12月2日，鲍罗廷一行到达南昌。
蒋介石亲自乘船溯江而上，远迎各位中央委员。当天下午，蒋在南昌招待宋庆龄、鲍罗廷等人，并商定到庐山开会。晚上，蒋为各委员设宴接风，宾主双方气氛和谐融洽。
12月10日，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汉，受到武汉三镇几十万群众热烈欢迎。
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为了不使国民政府工作中断，当然也有压制蒋介石军事独裁势力的用意，这些先期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于13日在武昌举行谈话会。
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除由广州来鄂的人们，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必武二人参加，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为顾问。
1927年1月1日，新成立不久的临时联席会议发布命令：将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通告建立京兆区管理委员会，这就正式宣布武汉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
从提出迁都武汉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如今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了，居然没有他的位置，而且是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种做法使他大为不满。
12月6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张静江等北上，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从当时的欢快气氛中，人们很难想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处在分裂的边缘。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他们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继续向武汉进发。
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4日，这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
此时国民党已成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
南昌致电武汉，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指令：这个通电明白无误地否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权威性，将其置于蒋介石、张静江等人控制的中央政治会议的领导之下。
在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收到蒋介石的通电后，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讨论南昌的决议。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议决定仍请南昌同志莅鄂。
1月9日，蒋介石从南昌到达武汉。他并不是响应临时联席会议的号召来武汉的，而是到武汉作争取群众的工作，也想尽量争取一些上层领袖人物支持他的主张。
蒋介石一到武汉，便在武昌、汉口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在一次国民政府召开的有30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蒋介石介绍北伐战果，特别着重介绍南昌战役成果。
当时迁都之争已经引人注目，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议？为什么扣留一部分中央委员在南昌？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十分被动。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这些话显然都有所指，而且矛头都明显地指向蒋介石。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蒋介石也感受到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厉害，双方的分歧与斗争更加尖锐了。
双方的斗争又表现在鲍罗廷的去留上，蒋介石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
武汉方面没有想把与蒋介石的关系过于搞僵，因为毕竟北伐还在进行中，蒋介石还在指挥军队与北洋军阀作战。2月2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武汉方面派陈铭枢、谢晋二人携带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与蒋介石磋商。函件表扬蒋介石军事上屡建奇功，表示相信蒋定能体现总理建党之意与北伐将士为党效死之决心，使本党威权普及于军事势力所及之地。
这时，武汉与南昌方面的对立已呈十分紧张之势。由于陈铭枢身为武汉卫戍司令，又是第十一军军长，他的态度对于武汉政府十分重要。4日夜，唐生智命第八军党代表刘文岛会见陈铭枢，转达“党中央”意见，要求陈立即表明态度。刘称：“如不能反蒋，须自为计，不日即将有大罢工示威运动，待到此时，兄仍不发表意见，则于兄极为不利。
6日，陈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潜往南昌。行前他密电蒋介石，告之“此间空气仍恶，会期必决不迁就”。他特别提到邓演达态度尤为激愤，曾对人说：“三日后有个新的裁判，看他们来不来加入大会，便可定谁为革命者，谁为反革命者！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召开的当天就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一个是《中执委军委会组织大纲案》。这两个决议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
蒋介石原来是中常委主席，这次会议撤销了主席制，改为常委制，选出9名常委，蒋介石只是常委之一；会议取消军人部长一职，改为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由16人组成，蒋介石是委员之一。其原来的军人部长职务也就随之没有了；在权力极大的中央政治委员会选举中，蒋介石没有进入主席团。另外，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汪精卫取代。
然而，这一切早在张治中心中有过忧虑，如今，国共两党、南昌、武昌终于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那还是在北伐途中，特别是进入湘境后，张治中处处感受到民众对北伐军的热烈欢迎，所谓“伫候野外，观者塞途，鼓声爆向，振闻远近”；所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等等，都不是诳言。
就连一贯蔑视农民运动的蒋总司令，一路上看到湖南民众远道劳军的情况，亦感叹：“该地农民协会，组织尤为整齐”；以为“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而军人尚在梦中，可胜太息。”
故大军抵达衡阳，张治中就已认定北伐的成功，当不是问题。可堪忧虑的，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前途问题。张治中是一个肯讲话，而且也是敢讲话的军人，他认为自己所“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应该随时向蒋介石陈述、贡献。
8月10日，蒋介石由衡阳下船，向长沙进发。蒋命张治中留守衡阳，照料后面陆续开到的队伍。
深夜12时，张治中亲自送蒋上船后，他决定利用与蒋道别分手的机会，将一路上萦绕心头的革命前途问题，向蒋作一次陈述。
张治中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求特别注意，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张并建议：“ 对于这一个复杂严肃的局面，现在应该加以注意与准备。我的意思，最好还是邀请汪精卫回国，帮助总司令来料理这一个攻下了武汉以后的局面，并可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中山舰事件”之后，素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因不甘受蒋钳制玩弄，愤而辞职，到法国去了。故张治中有“邀请汪精卫回国”一说。在张认为：国民党今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亦即蒋先生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已不是北洋军阀，而是国共两党的分裂。如果能把汪精卫请出来主持大局，在国共之间起一个缓冲作用，大局或许尚有可为。张治中的忧虑固然有理，张的建议亦不谬，但他哪里知道蒋介石心里的一本帐，联共固非所愿，迎汪亦非所愿，张的忠言怎么听得进去呢！但是，张治中这番话确是大义凛然，以革命前途为念，不便当场辩驳，这就让蒋介石为难了。没有办法，蒋只好连“嗯”了几声，来一个不置可否。
这个时期，张治中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蒋桂合作。北伐出师，桂系主脑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桂系次脑白崇禧任北伐军总司令参谋长。从武昌预校开始，白、张就是同学关系；保定军校时期，白、张更是同期、同科、同班的“三同”关系。北伐途中，又因工作关系，张治中与白崇禧接触的机会更加多了。张之为人，本是一味甘草，擅长与各种政治面貌的人物接触沟通，何况还是当年的同学哩！于是，白、张之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久之，张发现白对蒋有诸多不满之处，认为蒋在处置嫡系第1军与桂系第7军的关系方面，没有一碗水端平，由此隔膜渐深。
张认为白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桂系主脑李宗仁，将来蒋与桂系的合作，大可忧虑。为此，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健生（指白）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自然。蒋介石许诺，又是一只空气球，强求果，蒋桂关系，始终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一个解不开的结。
北伐期间，一个国共合作，一个是蒋桂合作，当中也还夹着一个蒋汪合作，这几大问题，都抓住了蒋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张治中也都分别有所陈述，有所贡献。但是，蒋既要建立一党专政体制，又要建立一人独裁体制，不但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可能维持，而且蒋汪、蒋桂合作的局面，亦不能维持。
张治中的初衷，固然可嘉可叹；但政治的愿望，未免还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也许张治中是知其不可为而之吧！然唯其如此，也才能在中国现代史上，奠定了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历史地位。‘
为着增加实力，只有事不宜迟，攻克武汉之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只有蒋总司令才明白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先把武汉的军事力量拿在自己手中；再成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以便造就更多的军事干部。
当时，武汉方面的军事局面由邓演达主持，行营主任与分校代校长这两大要职，也只能委派邓演达兼领；但是，邓是一个不能令人放心的人物，在能够担当大任的部属当中，张治中是可以放心的。很好，蒋介石就任命张治中为武汉分校教育长，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分权的局面。
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之外，开设一个学兵团，团长就由张治中兼任，以期办成一个部队化的军事学校。蒋介石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可以造就供应3个师的基层干部和班长。同是附设有3个步兵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交通兵连等。这是一个独立于武汉行营和武汉分校之外的军事力量，再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均势的局面。
学兵团的团址就设在武昌南湖，这里曾是张治中的母校，一个富于回忆和联想的地点。十二三年了，从前的学生，现在成了这里的主人，一切都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虽然，受着历年驻兵影响，这里早已是蓁芜满目，破败不堪了。但唯其如此，才使得“重建南湖”的理想，更富于情调。于是，校舍修葺了，马路修筑了，电机装备了，到处都是一片新的气象。其实，南湖的新气象，只是大革命的一个缩影。
然面，在表象的下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危机，裂痕已经变成了裂缝，裂缝正在扩大为裂沟，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到了推牌的时候。
日子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也许是1927年1月下旬吧，张治中接到一份电报，是蒋总司令从南昌打来的，没别的内容，只是要张治中迅速赶赴南昌。
张治去了，是在一间办公室里，只有蒋总司令与张治中两个人，是一次密室谈话，谈话整整进行了半天，据张治中回忆：“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次谈话”。
从这次谈话中，张治中才知道武汉的局面，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演变；在这剧变的当中，蒋、邓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地严重，成为蒋最不能放心的问题。
原来，由于蒋氏挑起迁都之争，许多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发表文章和讲演，反对蒋的迁都南昌的主张。邓演达也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指摘总司令的。
其他人怎么样？蒋管不了那么多；但是，邓是不一样的，邓手中握有军事实力，蒋不能允许他反对自己。所以，蒋总司令很愤然地张治中说：“他挖苦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哩”！
邓、张都属于“黄埔四凶”系列，邓演达其人，张自然是清楚的。邓不是共产党，只是“左倾”，但“左倾”的程度，还要超过共产党，邓写文章骂蒋，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不过，以张的认识，颇不赞成邓的这种做法，蒋是总司令，邓是总政治部主任。从关系上来说，邓是蒋的部属。总司令有不对的地方，部属尽可以当面向总司令提出，但不应该在武汉写文章骂他，造成内部的分裂。这是张治中的基本立场，也是张对政治的认识。
蒋介石的意思，张治中听出来了。第一，想通过张来制邓，但这要看张的态度；第二，想通地张来疏通关系，也就是对邓有所劝告。一是“制邓”，二是“劝邓”。
以张的个性，当然是愿意做疏通的工作，而不愿意起牵制的作用；况且，张认为，邓确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虽然“左倾”得过了头，但并没有大的关系。因此，对于蒋介石的相当愤慨的语气，张很有信心地答复说：“请总司令原谅他这一次。当然，他的言论、态度都不对，但他一向是如此，总司令如原谅他，我回去一定同他讲，促使觉悟。我想，他总可以觉悟的。或者要他到南昌来，当面说服他。”
蒋觉得张虽然只愿意做“劝邓”的工作，但并没有帮邓开脱的意思，立场是站在自己这一边，也就很高兴地说：“好，好，我当然没有什么，只要他能觉悟。”又说：“他能到南昌来，好，好，当面谈谈”。
张治中刚刚从南昌返回武昌，邓演达就赶来了，但不是来感激，而是来质询。邓说：“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去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吧！”
劈头就是这句话，张治中顿感事情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武汉的反蒋斗争已经展开，他又掌握着武汉两大军事机关，而且在这个时候自己又奉蒋密召，显然于武汉方面有不利的举动，邓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单纯了。但是，不管它，还是有什么说什么。
张治中对邓说：“总司令对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当面谈谈，决无问题的。”
邓笑着说：“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去请他扣留吗？”
张说：“为什么误会到这部田地，决不会有这种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阵去。”
邓的态度很决断：“一阵去也不相干！”
张看出情形不对，只好就势转弯：“以后再去可以，我们再商量好了。”
3月间，武汉的反蒋反军事独裁运动，已经如火如茶，一切都不需要再遮遮隐隐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富有感染力和煸动力的口号，汪精卫真是一个天才的空头革命家。
革命气氛是这样的热烈，而张治中的态度却颇有些沉默，也颇有些沉沦，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到了这个站口要休息休息了”。
这与黄埔时期的那个激昂慷慨的张治中，相差太大了。不过，张治中的沉默，不能不看作是一个“骑墙”的表现！于是，有人报告武汉方面，南昌方面曾有密电给张治中，令其以军校学生、学兵团及能掌握的兵力乘机控制武汉政府。这个消息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了，但张治中的态度确是不能令人放心的。
于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出面了。恽建议张，在这个形势下，最好做一篇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站队”的意思。“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在黄埔时期，“四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到了武汉，能眼看着张“凶”落伍么？在恽代英，也许是一个关心，也许是一个警告；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的这个建议，对于张治中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刺激。
张治中反驳恽代英：“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接下来一句话，张治中没有当场说，但在事后，他还是通过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向恽代英转告：“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这已经是一个负气的语气了。
张治中当然没有做表态文章，但还是给蒋去了一个电报，很温和地贡献了一些意见。尽管还是站在蒋的立场说话，但也多少希望蒋能够对武汉方面给予谅解。蒋大概看出了张的处境困难，于是召张再赴南昌。
张治中到南昌，蒋劈头就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1000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们使用”。随后，蒋立催张速回武汉，事不宜迟。
张看出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也就答应说：“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于是，张打了一个电报给邓，当即返回武昌。
但是，张治中的动作已经晚了一步，就在他返回武汉的途中，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经作出了决定，并由邓演达负责传达给张治中：“政治分会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
不仅学兵团带不走了，就连学兵团团长和武汉分校教育长的职务也得辞掉。而且，这个时候，学兵团已经被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张发奎的部队监视起来了。任何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任何反抗的企图也都是一个徒劳。
在这个境地下，张治中清楚辞职是不可免的了，但对邓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张颇有些不快，于是坚决表示：“辞职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
邓说：“也可以吧”。张被逼当场草拟了一通辞职的电稿，交邓拍发南昌总司令部。事后据张了解，邓并没有向南昌拍发这个电报。
那个时候，张治中之所以有恃无恐，是由于他知道学生对他好，而在过去的工作中与共产党有好感而没有恶意，所以觉得有把握，既然被迫辞职，就应该回校告别，于是就对邓演达说：我要回校告个别。
邓演达说：“可以不必吧。”
张治中坚持说：我是团长，怎么突然走了，弄得大家都不明白，因此，必须对学员有个交待。
于是他回到学校，召集学生和军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会。一讲要走，许多学生大声痛哭起来，齐说：“团长不要走！”张治中终于离开学兵团，他是规规矩矩地离开，堂堂正正地离开的。
张治中离开武汉，也显示了国共分裂的征候之一。虽然他是不愿国共分裂的，他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又何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因此，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