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发生后，蒋介石在南岳闻讯十分愤怒，他于14日亲临长沙视察，张治中报告了火灾当夜的经过后，坦然承认自己的过失，请求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
蒋介石当时并没答复张治中的请求，他在长沙留驻了几日，直到把事态查明，处理办法决定以后，行前，才召集了当时留在长沙的几位同志，就本案作了一番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促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次事件上都可以得着明确的教训。
蒋介石还说：现在处置的办法已经决定，目前最要紧的事是赶筹善后，收拾人心。文白还应该继续负责，表现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完成责任的精神。至于你的处分问题，回头当待中央核议。
在送蒋介石上车时，张治中向他报告：我知道自己应负的责任，委员长虽然宽恕我，但是我的内心沉重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不论中央决定的处分是怎样，除了完成善后责任以外，我当知所以自处，希望委员长将来给我一个退思补过的机会。
不久，张治中接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中央的决定显然不是在保全他的禄位，而是要他经历更艰难的地位，体验更苦痛的生涯。倘若那时便容许他走开，在责任上虽然讲不过去，但在精神是是稍可轻松。可是他知道，一个破砖残瓦败壁颓垣的局面谁来收拾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张治中以忍辱负重的精神，属遵处分，赶等善后、尽他未尽而应尽的责任。
火灾后不久，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善后工作可以说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在这一时期中，张治中全心寄托在赶办善后，聊补愆尤。虽然他自处早经决定，但他必以负责到底的决心，把他应该做和可以做的事，做完做好。
12月中旬，张治中一面赶办临时救济，一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到会的除省府委员、厅长、主席行署各厅处负责人员以外，还有一、二、五、六、八、九等区行政督察专员、区司令、各县自卫团副团长及就各行政区指定作为代表的县长。
这个会议本来是定在10月间即武汉保卫战紧张阶段召开的，因为当时各区司令正在忙于剿匪，各专员又在负责保长训练，延未举行。
张治中当时常常设想：假定湖南成为了战区时，各级地方文武负责人员有什么轨道可循，能够使一切战要政都能大体按照一定章则去进行，而他们也能够胸有成竹地适应机宜，不致临事张皇，遇事请示呢？当然，战时情况是复杂的，是常常变化的，但总该有几个要点，有些明确的规定，好让地方上有计划、有准备去执行。所以一直在打算订立一种战时工作的方案，在方案中把各项重要措施都作详明的规定，作为地方政府应变的指针。
不料战局变化迅疾，筹谋未妥，火变又先发生，在赶办临时救济的时候，还是常常想到这件事。不把这件事办好，于心实感不安，当时他的心情有如在一次通令中所述：
……待罪任中，不敢稍自睱逸，在任一日，即誓尽一日之责。不唯对于长沙一市之继续救济与善后复兴，当秉承中央之领导筹划进行，不遗余力，庶几人心挽回，元气恢复，而对于全省如何加强抗战自卫之力量，如何巩固建设之基础，亦更当即知即行，丝毫无懈。……所以补过者在此，所以服务于三千万民众者在此，所以贡献于抗战者亦在此！
在这样的考虑和决心之下，张治中提出了几项原则，指定了几个人员，做成了一个应变方案的草案。这个方案既然关系到地方，必须听取地方文武负责人员的意见；再则因为战事临到湖南以后，尤其是长沙大火以后，对于地方上精神的影响很大，在他的责任上，不能不提起他们尽忠负责的精神，应该和他们见见面，所以决定召开一次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除讨论并确定了湖南省各地地方政府战时应变方案以外，在这个会议上，张治中还就匪患问题、自卫团问题、战时财政问题、兵差问题、长沙大火问题，以及他个人的态度，作了坦白切实的说明。
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依战局的转移把全省划为备战区、邻战区、战区、游击区四种区域，列举其应变大纲。同时因为地区辽阔，省府不易控制75个县，所以在方案中特别加强了专区一级的职权，规定省府的一般政令只下达于行政督察专员或区司令转行各县。
12月中旬，重庆政府行政院慰视灾民代表团周道腴、赵炎午、仇亦山、彭静仁、胡彦远五位先生到达长沙时，急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当时商讨结果是呈请行政院再拨三十万元扩大小本贷款使灾民能进一步安居乐业。
在这个会议结束，应变方案颁布以后，张治中在12月下旬再作第二次湘西之行，在沅陵召开三、四、七等区专员、区司令、县长会议。除宣布长沙会议的决定以外，还对湘西匪患问题确定了一个最后的计划。
经过长期考虑，并办完了长沙的紧急善后，制订了湖南的应变方案，会见了全省主要的文武负责人员，也视察了几个地方的基层干部训练，张治中觉得他可以而且也应该及时交代他的责任了。12月30日，还在沅陵视察期间，他就秘密地向重庆发出了请求去任的电文：
特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孔钧鉴：密。
长沙大火以后，职以负疚之身，奉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黾勉补过，以迄今日。现临时救济已告段落，兴复建设尚非其对。腼颜待罪，痛苦殊深！拟恳钧座准免留任，并另荐贤能前来接替。此后有生之日，益当力矢忠贞，以图报称。倘蒙鉴此微忱，赐予核许，毋任感激待命之至！
发出这个电报时，张治中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除了他的随从秘书外，也没有第三人知道。为了加深恳挚的情感，他加上“腼颜待罪，痛苦殊深”八个字，张治中深信他的恳挚的要求是可以得到中央的许可的。
但到1939年1月13日，忽然接行政院的嘉勉电报，他不得不再电重申前电请求，坚请早予决定。
过了三天，1月17日，行政院通过了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遗职由第九战区代理长官薛岳接任。当夜，张接蒋电，令其将工作交代后即赴重庆。
张治中知道他的请求已经奉准，改组命令即将发表，他才公布上面请求去任电文，并电请留在沅陵的省府委员到长沙来话别。
张治中和他们会见时，省府委员们深厚的感情使他很感动。一年多来甘苦与共，自己是一个“光杆主席”而来，却满载他们的高谊隆情而去，这是他引为深慰的。
张治中的交卸准备已经作好了，为了告别，他发出了一些必要的文电，其中重要的有：告同志同胞书；告全省文武人员电；致省军事参议会电；致省县党部同志电；告民训同学书；致湘西陈渠珍主任电。
张治中的去任请求奉准以后，湖南各界人士在1939年1月20日下午，特意召集了一个话别的茶会。各位长者依旧给了他许多奖饰。张治中回想，当他在任的时候，他是怎样得到湖南一班长者同志挚爱的匡扶，得到本省许多学者以及国内名硕专家宝贵的指教，得到一般社会人士直接间接的贡献，以及怎样得到青年同学同志无限热忱的协助，他不能遗忘这多方面的辛劳的湖南政治上留下的影响，他在茶会席上简述了一年多来的感受，作为告别之辞：
……在这个话别的聚会上，我是百感交集，觉得无话可说，只有惭愧、痛苦、罪过！湖南是太可爱了，是太有作为的，而我中途离开，未能使湖南同胞期望于我的一点成就，这是我临走之前万分歉憾的地方。
接着张治中说：我很想对各位先生各位同志说一句至诚的话。我初到湖南的时候，自己是以一片至诚想把这可爱的湖南，很有作为的湖南，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湖南。但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无所成就。不过假使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仍认为还有一点小小的成就的话，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总之，假使湖南一年来省政还稍稍有点成功的话，这便是诸方面的功劳。此外，各委员厅长这一年也竭尽辛劳，对治中个人的匡助扶持，都是很大的，这也应特别提起。而治中个人对各位先生各位同志的褒奖，只有惭愧，只有向各位表示感谢。
……我永远怀念着湖南，思慕着湖南的一切。我们深信只要政治走上轨道，走上现代化，新湖南的建设完成，为期并不遥远。新湖南的建设完成即可作为复兴中华的基础！以后治中无论站在中央或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湖南。只要有机会，总愿随时帮助湖南，尽一些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新湖南以及新长沙的建设。这也是报答各界同胞给我的厚意，这厚意是我永远怀着感谢，永远不能忘记的。
2月2日，张治中参加了新任省主席薛岳的就职仪式，随即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启程赴渝。
长沙大火，给张治中首次从政的经历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笔，虽然他在湖南进行吏政改革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长沙大火的余波仍是挥之不去，直到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这个余波仍在冲击着他的心里，使他痛苦不安。
下面，摘录张治中给郭沫若先生的2封信，其痛苦的心情可见一斑：
（一）1959年1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先生的第一次去信
沫若先生：
您已入党，在您是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最后，我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看到您写的《洪波曲》（小标题：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十五节，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又说：……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向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您这种对我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大火后负执行责任的人鄷悌、徐昆、文重孚三人都被枪毙。你说：“三个人死的时候都喊冤枉，大骂张文伯。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来的？决没有此事。相反的，他们是服罪而死的，是在蒋介石亲来长沙领导下的临时军事法庭判决的。
当然，张治中对他们之死，在道义上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是张治中的部下，最少要负当时思虑不周、监督不严的责任。所以张治中对他们的服刑也感到极其痛苦。我也曾自请处分，后由重庆明令革职留任。
您说：我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又说陈诚是“主张枪毙张文伯的一个人“。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不仅他和我住在一处，焦土抗日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我根本还在睡梦之中，谈不到蒙着他；同时您想，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官能够和敢于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吗？至于说陈诚主张枪毙我，更没其事。为了没有把蒋的电令及时告诉他，他是和我争吵过，蒋14日到长沙召集我和陈诚，另有二三人谈话，还安慰我一番。因为蒋已看到我写的《火变一日记》，知道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周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张治中虽然就这件事作了实况的说明，但是我到今天还不能不说，这是我毕生内疚神明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太厉害了！
您在第十四章“长沙种种”一节中又说：“首先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那党老爷和官老爷们一向把群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人过问。”
当时你们到长沙，是暂时过境的，您也并没有向张治中提过要做工作的意见，我也不可能把你们留下来。至于您说我是“党老爷”“官老爷”“一向就把群众封锁着”，那也形容得过分些，且与事实亦不相符。
您说：11日的清早，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六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生平重然诺，即使我说过没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能说我失信吧？
您在第十六章“桂林种种”一节内说：“这报纸（按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您何必又要牵涉到我，您对你似乎是太抓紧了吧？
说到这里，我想提醒您两点：
首先，您是一位负盛名、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您于1958年5月9日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既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实的描写失掉真实性，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其次，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同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 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张治中在国民党反动派集团中，是不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分子”？我自信是的，而许多平素相知的朋友们也会说是的。但在您的笔下，我却成了这个反动集团的“贪图功名”的“党老爷”“官老爷”了，这怎能叫我不喊冤叫屈呢？
最后，张治中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闷在我肚子里十多年，常想和您谈的，今天应该彻底敞开来谈。
张治中觉得，在政治部时代，我不该撤销您的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您感到难堪，这是我事后感到大大对不起您的地方。至于当时何以撤销这个组织，我不愿意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过您也有一些小小对不起我的事情在前。
记得在1940年政治部改组时，国民党中许多人主张要把您一脚踢开，我坚持不可，后来想出一个特别办法，就是另外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您来领导，把原三厅您领导的一些朋友调过去。为了些事张治中到您家商量了两次，我当时还这样说：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一个租界。您大概还记得吧？我当时说这话虽然以幽黙口吻出之，但用意确是真诚的，对您所领导的左翼文化人士，我是认为应该给以安排和活动机会的。
文委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曾到文委去看望您和您谈话，您也常到我家来谈话，我还表示过希望能够每星期会面一次。但是后来不知怎的重庆发生了种谣言，说国民党要迫害这些左翼文化人，于是有人往香港和南洋等地走。
我为了使大家安心，曾经邀请大家来吃饭，记得到会的有40多桌。我在席间讲了话，保证大家朋友的安全，希望大家不要随便走，香港南洋也不是安全的地方。我的话是出自真心善意的，但是您没和我谈，却在香港报上发表文章大加讥刺，说是“要使文化人不走，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我当时看了是感到有难以索解之处，认为您为什么不和我面谈，而在香港报上讽刺我，这样做不够交情，所以曾经写信质问您，您回信表示歉意，但从此来往关系上就逐渐疏远了。
这件事也是构成了撤销文委的原因，但是在撤销之后，我又感到懊悔，感到自己太冲动，太草率，内心很不安，总觉得对不起左翼文化界的朋友们。从此多时没有见面了，但是我这种不安是始终没有解除的。
记得在抗战胜利后，大概是1947年，我到了上海，听说您在上海，我特别邀请您来吃饭，在座还有田寿昌、洪浅哉诸位。席间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从我的态度和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我是向您表示深切的歉意，向您赔罪的。
1949年在北京碰头，我又一次再请您吃饭，在公共场合会面，我总抢先和您握手问好，这些都是我内心抱歉的真诚表现。但是，我觉得这些表示都没能够消除您对我的余恨。
您的《洪波曲》是1948年再次在北京《人民文学》发表时是不是就应该有所不同了？现在您对他如果能够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不但对您无损，而且适足以表示您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和雅量，而在我则感激不尽了。
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我是不敢提这个要求的。
郭老！希望您原谅我，消除过去的芥蒂，让我们和好如初吧！
敬礼！
张治中
1月7日
（二）1月10日郭沫若先生给他的第一次复信
文白先生：
您的长信收到。《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的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您提到您解散文工委事，很有历史意义，但我想信事情不那么简单。我去年在北戴河曾对您说过，希望您写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我现在也向您建议，希望您大胆地写出，对于搞历史的人是有帮助的。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您赐复。
张治中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同样我也希望您原谅。
敬礼！
郭沫若
1957年1月10日
（三）1月12日，张治中再给郭沫若先生的第二次信
沫若先生：
您的1月10日复信接到了。
首先，谢谢您说“《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实不敢当了。
但我对您信所说，其中还有提出商榷的地方。
第一，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现在，我想和您说：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支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您说：“您不幸的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又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我也想告诉您：这点也与事实不符。当时潘公展到职才一个月，他在大火前一天就和各厅厅长、省府人员撤到沅陵去了，此事他根本不知道。至于潘公展在国民党内本是我素以反对的CC分子，素无往来，为什么在这时我同意武汉方面提出他继任省府秘书长呢？说来话长，不谈了。而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气氛也许是一个主因吧？
《洪波曲》中还有记载错误的地方。例如第十五章第十六节“长沙善后”中所说的“民政厅厅长周澜、财政厅长张开琏”，也弄错了。这时民政厅厅长是陶履谦，周澜是薛岳时代的民政厅长；这时财政厅长是尹任先，张开琏是何键时代前期的财政厅长。您说“几位大员失掉了威风，就和罪犯一样，来财政厅拜会我们 ”。这未免描写得过分了。火烧长沙与各厅长无干，有何罪？他们拜会你们，不过是仰慕大名表示敬意，并无恶意，您何必说成是“罪犯一样”？您既写“历史资料 ”，是不是在命笔时能力求公允恰当些更好？这是我向您提一个小小的意见。
您的大作《洪波曲》将印单行本，并收入《沫若文集》，想把我给您的长信作为附录，他当然同意。
您说：张治中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他之间个人的问题。同样我也希望您原谅。太好了，这是您的雅量，应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敬礼
张治中
1月14日
（四）1月18日郭沫若先生给张治中的第二次复信
文白先生：
我11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京。读到了您14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1959年1月18日
从张治中给郭沫若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尽管长沙大火事件过去了几十年，但大火造成的阴影却屡上心头，对于他来说，真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感。因此，在他给郭沫若的信中充满了委屈和不平。同时，我们还明白知道，张治中与中共的交往和友谊，是由来已久的，特别是他和周恩来同志的联系也是从未间断的。
此时的张治中，可以说到了人生的一个低潮时期，淞沪会战不得以辞职，长沙大火又被免除职务，这对于带兵打仗的将军和执政为民的政客来说，都将是莫大的屈辱。好在张治中就是张治中，他以多年来自己为人的正直，和多年来对国家的耿忠，赢得了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对自己另眼相看，因此，他并没有失去蒋介石的信任，他坚信：“直挂云帆到沧海，乘风破浪会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