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鱼米之乡的湖南，张治中来到了巴山夜雨的重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迁都重庆，这个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畔山城，由于周边群山起伏，因此，气候十分湿润，在我国历史上素有雾都之称。
张治中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到重庆后，最初的想法，很想能有一个短期的休息时间，以其恢复身心健康。
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革职留任”之后，当然要有一段政治上的“蛰伏”时期。锋芒内敛，以退为进，这是张治中的一条“老门槛”了，亦即古人之所谓“韬光养晦”。
但是，蒋介石不容置疑地对他说：“过去的就不说了，你还是要做工作！”蒋的意思也很清楚，不用怕，也用不着退缩，还是要大胆地做事情，一切都有我罩着哩！
三天后，蒋介石约他吃饭，同时受到邀请的客人计有20多位，虽然都是方方面面负有大责任任要人，不过都只是陪客，真正的主客只有张治中一人。
蒋亲自安排了座次，张治中被排在客座首席。大家入席一看，心里都明白了，蒋摆出这个宴席，是专为张治中恢复形象的。于是，陪客们纷纷向张治表示慰问和祝贺。
张治中自然有一番感慨，一个刚刚受过“革职留任”处分的人，一个从湖南省政府主席任上解职归来的人，竟然成为蒋委员长最为尊贵的客人，确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就蒋介石而言，这当然是一种笼络属下的手腕。但是，以蒋的地位和权力，对张治中并没有需要忌讳的地方，完全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蒋对张却是优礼有加，待之上宾，邀之上座，前呼后拥地“捧”场，让人看了，似乎张治中并不是“长沙大火案”的“罪臣”，倒成了火烧莫斯科的英雄一样。
老蒋的这一手，真是厉害！你说它是一种精明，不假；你说它是一种权术，亦不假；然而，这种精明，这种权术，又不是一般统治者都能做到的，这就是蒋的常人不及之处，也是蒋的高明之处。这也就是张治中作为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意识的爱国将领，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时期内，乐于为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所驱使的重要原因。
席终人散，陪客先走一步，张被蒋留下谈话，开始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了。蒋介石单刀直入地问：“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愿意担任侍从室主任？愿意做哪样？”
张治中想了一下表示：训练委员会是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
蒋很高兴，连连表示：那很好！很好！
乘此机会，张治中再次向蒋请示作一个短期休息。蒋这时的心情很好，当即痛快地说：好，休息一两礼拜。
3月16日，张治走马上任，成为侍从室第一处第4任主任。这是张治中进入政治里层的开始。
所谓侍从室，它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可是，见之于军事委员会的正式编制，另有一个军委会办公厅。在办公厅之外，再成立一个侍从室，可见这是一个叠床架层的机构。事实上，侍从室不仅与军委会办公厅是一个重叠，而且与中央党部秘书处，以及与行政院政务处也是一个重叠。准确地说，侍从室是一个包揽“三大权力中心”，中央党部、行政部、军事委员会所有重大事务的超级权力机构。
国民党时期的政治，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一切也就充满了弹性。侍从室的地位和作用，并未见之于“红头文件”，一切都是现实政治不断演变的结果。
侍从室成立于南昌行营时期。1936年1月进行改组，分设一、二处，由钱大均与陈布雷分任主任，分别掌管车事业务及政治、党务。
此后，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地位始终是稳如泰山，而第一处主任却是不断地“走马灯”，上任一两年，刚混了个脸熟，马上就被赶跑了。钱大钧之后，先后有林蔚、贺耀组接充；张治中之后，又是林蔚、钱大钧、商震等人入侍。可见，对于侍从室两主任的运用，蒋介石在方式上是有所区别的。
考虑到第一处主任执掌蒋的军事处置及警卫大权，事涉蒋的政权稳固及安危大计，蒋能不小心谨慎，处处预留一步；并通过频繁调动的办法，防止他们通过久据要津，交通内侍，盗弄君权，专制朝纲。
而侍二处主任主管政治、党务，权力固然很大，但较一处而言，尚不具备那种“萌祸于骖乘之际，发难于阶闼之间”的威胁，况且又是由老实巴实的迂夫子陈布雷掌管，蒋也就放心了。
从省政府主席到侍从室主任，这只一个阶梯，并不是一次加官。就权力而言，侍从室主任是一个要职；就地位而言，侍从室主任算不上是一个高官。
以几位前任来说，贺耀组曾任土耳其公使、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林蔚曾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参谋本部次长、石家庄行营参谋长等职，陆军中将；钱大钧曾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武昌行营、广州行营参谋长等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可见，以军阶而言，侍一处主任仅介于上将衔与中将之间，此前，南京政府已晋升一级上将9人，二级上将22人，上将8人，总计39人之多。
挂着上将衔的侍一处主任，跟在这么多威风八面的上将军后面，当然算不得是一个显赫的头衔。
张治中在上任之初，曾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有所谓“委座着重侍从室，特派治中为主任”等语。虽然，侍从室情报参谋唐纵曾有“天下未有不好名者，但求名副其实”的讥讽；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张治中要画蛇添足地加上这么一个诠释，正可以说明侍从室主任并不是一个显赫的高位。
不过，从一个地方官吏，成为一个内迁近侍，就张治中而言，这是一个特别的信任，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事实上，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张治中名义上是在休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转折”阶段，思考如何做好侍一处的工作。
张治中很清楚，侍从室主任不同于中央军校教育长及京沪警备司令官、第9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更不同于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这是一个可以随时沐浴天恩的要津，也是一个可以随时招致身败名裂的虎穴，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吧。
但是，张治中没有办法，一切都只有硬着头皮去做。在“八一三”淞沪大战中被解除了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主持军务的失败；在湖南省政府主席任上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这是主持政务的失败。这一次进入中枢内廷，主持军事机要，不能再有第三次的失败了。这是张治中的认识，也是张治中的感慨。人阁之后，便要有入阁之后的措施。张治中考虑再三，决定写一个工作守则，呈报领袖鉴核。对上，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表示；对己，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准则。
于是，第一天就任，张治中上了一个签呈，内容是“自律三端”：严守机密；明识大体；寡言少张。
他表示“一切须站在领袖立场，对人对事，至公至正，不能有成见，更不能存私心”。并郑重申明：职深感侍从责任，较之负一军一省之责任，更为重大，自当持以勤慎，勉试三月，如不能胜，愿请调换。
这是一个决心，更是一个保证；换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一份现代人的“上岗合同”，试用3个月，能干则干，不能干则下。
如果说“自律三端”，只是一种起码的职业准则，并无多少新意；那么提出“和协各方”、“分忧分劳”和“善处请托”的请训主张，正可以看出张冶中的深入考察和缜密思考。
所谓“和协各方”，张治中解释：宣达领袖意旨，使大家悦服；而主要干部相互间之亲爱精诚，亦应随时从旁致力，但不可抹杀理智，徒重感情，尤其忠奸贤愚之辨，不可不严，并当以真知灼见，呈报钧座，藉供参证。“职生平处友，从无隙末凶终者，惟往往使感情蒙蔽理智，亦一短处，今后当益加戒慎。”这真是一个心迹的自我袒露。
所谓“分忧分劳”，张治中说：一般人皆认为钧座忧劳过甚，如对日常文牍与事务及会客诸事，似可由左右代分忧劳者。但所谓分忧者，乃为使领袖精神上思想上减少无谓之烦扰，绝对非出蒙蔽；所谓分劳者，乃为使领袖脑力上时间上减少无谓之耗费，绝对非出擅权；此中分际，当谨守勿渝。
这样一个解释，正可以看出一个忠臣孽子，既要效忠、又要避嫌的两难处境。真是为臣不易！为忠臣更不易！！为昏君手下的忠臣尤不易！
所谓“善处请托”，张治中申明：因在侍从左右，地位便于传言，各方因公私问题，而有所请托，似属难免，但必明其是非，审其轻重，斟酌而后转呈，且当力避感情与意气作用，以免陷入偏蔽，而不得其正也。这是一个秉公办事的表态，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自信，未尝不是一个公私分明的表白。
现在，从张治中身上，早已经看不出那种叱咤风云的大将风采了。“长沙大火案”真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粗犷豪放的作风没有了，敢作敢为的勇决没有了，放言极谏的刚直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谨小慎微与兢兢业业的刀笔吏。
一切都可以看出张治中的细心机敏，一切都可以看出张“和协各方”的调各处置能力。这不是唱高调，放空炮，而是一种切切实实和尽心尽责的工作作风。
其实，从本质上说，侍从室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而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而张治中的长处，正在于协调、兼容与缓冲。侍从室主任这个位置，与张治中的个性，正是一个天籁般的和谐。在这个位置上，张治中做出了成绩，正是一个必然。
有一件事，正可以看出张主任的调处能力。
张治中到职不久，四川爆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驱王”风潮。“驱王”就是驱逐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了。因深恨王缵绪不断出卖川军利益，来换取蒋介石的支持，川军巨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暗中联合起来，策动所部7位师长联名电蒋，历数王缵绪祸川十大罪状，要求将王缵绪撤职查办，以谢川人。七师长甚至亲率所部，向成都进逼，摆出不惜以武力驱逐王缵绪的姿态，一时间闹得剑拔弩张，川北地区的空气骤然地紧张了。
抗战时期，四川不啻是陪都重庆的京畿重地，也是国民党统治的根本，一旦麻烦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为平息这次军潮，蒋要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亲飞成都，对闹事的川军进行抚慰，以期稳定川局。
但是，何应钦知道，川军的事情，连蒋先生都摆不平，哪里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呢？于是，很有些不愿赴汤蹈火的意思。何部长不愿去，蒋先生大为生气，当即把张治中找来，恨恨地说：“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
这正是一个“宣达领袖意旨”的极好机会，张治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领袖的指示，并宽慰蒋说：“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我有法子要他去。”
从蒋官邸出来，张直接去见何应钦，说明来意，劝道：“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
何看看滑不脱，只好应允了。
第二天，张治中向蒋报告何已经应允赴成都处理川军风潮。蒋颇感兴趣，望了张治中一眼，问道：“嗯！——你同他怎么讲的？”
张报告：“我向何部长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他也不好意思吧！而且……”说到这里，张语气顿了顿，继续对蒋说：“我们干部，一定要为领袖为忧分劳。”
听到这里，蒋大为激赏，连连点头称赞：“好，好！”
我们不能不承认，就“和稀泥”的功力而言，张治中不愧是一位高手。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有独门功法。很多在别人看起来很棘手的事情，到张治中手上，很快迎刃而解。
一次，原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手下的高级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找到张治中说：“冯先生每月的特别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
蒋、冯之间的事，是很难办的。不过，冯将军是张治中素所敬佩的人，况且还有着一层巢湖同乡关系，这个忙不能不帮。
看准一个机会，张治中向蒋请示了。不断，张刚刚说完，蒋的脸就拉得很长，不快地说：“只有他一人有固定的特别费，怎么还好增加？”事情有点难办了。
在蒋先生方面，已经是一个特别“优待”了，怎么好再来一个优待“特别”呢？不过，在冯先生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开支浩繁，原先的那一点“特别费用”，经过一次次的通化膨胀，早已重新回到蒋的口袋中去了，哪里还谈得上特别“优待”呢？
张治中想了一想，开始转圜了：“以后可按年节加送吧？”蒋听了，没有作声。张治中理解：蒋不作声，就是不反对；不反对，就是默认了。
一次冯先生因病在乡间疗养，蒋派张治中去慰问。事后，蒋问：“你已见着冯先生否？
张答：“见到了。”蒋不放心地追问：“你对他加经费，怎讲？”
张报告：“我讲委员长对冯先生关切得很，如果冯先生有所需要，请随时写信给委员长，不要客气。冯先生表示感谢。”
一层笑意，开如从蒋的嘴角、眼角浮现出来。蒋称赞张回答得体。
在张治中的气质和个性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疏通翻协调能力。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张治中的本领就在于：看问题不凝滞于物，不执于一端，亦即不偏激，不迂腐，不固执，而能做到顺应潮流，与世推移，有大局观；
与人交往大度得体，态度平易，推诚相待，乐于助人等等。这就使得他在处理问题时，具有一种很强的沟通能力，从而赢得各方的信任。
从理论上说，侍一处主任的职责：对内就是协调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后勤部等各部的关系；对下就是向各战区传达最高统帅的意旨等。无疑，张治中的个性与气质，最适宜担负这样的职责。
自然，张治中也并不是只会“和稀泥”；放言极谏，依然是其个性与作风的另一面。
在检讨桂南战役过程中，震动中国军界的大批高级将领的处分案，就是张治中直言进谏的结果。
1939年11月15日，日军从广东钦州湾秘密登陆。尔后向北突进。24日日军攻占南宁，进击昆仑关。12月4日，昆化关失守。自此，柳州、桂林等整个桂北地区，均暴露日军的打击之下，中国当局十分震惊，火速抽调15万大军，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负责指挥，反击昆仑关。但在中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仍未能赢得主动，导致昆仑关得而复失。
翌年2月下旬，经过走马换将，由第四战区怀令长官张发奎接过指挥权，发起大规模反击战，才将昆仑关重新夺回，然终未达到夺回南宁、将敌军逐出桂南的目的。
最高当局极为不满，决定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战役的得失。
1940年2月22日晨，蒋介石亲率张治中等人，从桂林乘火车出发，于当日上午8时抵达柳州羊角山。吃过午饭，蒋已休息，张也准备午休，忽然听到一片“嗡嗡声”，敌机来袭了。
张立即穿上衣服，迅速指挥侍卫人员，护卫蒋氏下楼，因附近没有防空调，只好临时躲到一个仅3立方米左右的天然石洞里。刚进洞，炮弹已经落下。
敌机有五六十架之多，9架一批，轮番来袭，集中投弹。奇怪的是，敌机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石洞前后左右投弹。结果，石洞周围落弹数百颗，洞口处泥土翻腾，灰尘遮天。蒋、张坐在里层，情形还不是太糟；躺在洞口地上的侍人人员，身上无不是一次次落满了泥土。
据张治中说，蒋介石柳州遇险，是由于行止被日谍掌握，用无线电通知敌机来袭。所幸敌机飞临柳州上空，先在城内兜了一个圈子，给蒋氏留下了一个迅速进洞的时间。否则，最高当局真要不幸遇难了。据侍从人员回忆，这一次空袭，是最高当局所遇到的危险最大的一次，比两年前在武昌遇袭时所受的威胁更大。
最高当局本就是负气而来，又当头遇上这么一个大危险，心情也就更慒了；况且，在中国军队严密控制的区域，敌谍居然这么猖獗，这都是中国军队没有把仗打好的原因，也都是高级将领指挥无指的表现。
经过这样联想，蒋的“秋后算账”的心理更强烈了。
而张治中亦认为：桂南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本营赏罚不明，导致了将不用命，士气低落。因战役初期，中国军队曾一度获胜，结果人人争功，白崇禧亦因指挥有方，而获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但在战役中后期，失利后却无人引咎自责。为整饬军纪，对此不能不有所表示。
蒋听了，为之动容。
得蒋默许，张于当天晚上，主动邀约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林蔚、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开会，说服三巨头以身作则，厉行赏罚，从行营主任、副主任及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开始，自请降级处分。
在此基础上，对其他高级将领依次进行奖惩。就白崇禧等人来说，一方面曾因指挥有功而荣获军功章，现在指挥失利了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一方面也明白张治中手中的“尚方宝剑”，一定是出自蒋的亲授，于是也就乖乖地听从张治中的劝告，自请降级处分。其他等而次之的将领，经白、林、陈、张4人漏夜商谈，或交军法会审的，或革职查办，或予以记过，或阵亡免究等等，名单一大串。
处分名单拟好后，张即于第二天清晨面呈蒋阅。
张的这一手，大出蒋的意外，蒋连问“怎么来的？”
张答：“昨晚我们4个人商量，非严明赏罚不可！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
当天，柳州军事会议正式举行。蒋在会上，对指挥桂南战役的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直骂得狗血淋头：“上级将领无决心，无战斗意志，非亡国不可 ”，并为之训诫：“各人均在40岁以上，正是做人立业基础。40岁以下，一切经验不足，尚可原谅。40岁以上，须有为人信抑。不问人之信不信，先问我自己欺骗与否，如不欺骗自己民，即成功做人立业基础。”
三天后，举行闭幕式，全体肃立，蒋拿着张治中拟好的处分名单开始宣读了。
开首第一句就是：“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降级”等。
此外，蒋并宣布给予桂林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林蔚降一级处分，给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记过一次处分，予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以撤职查办处分。并撤销其集团军番号；另有12名军师长分别予以惩办。
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大本营对失职高级将领处分级别最高、处分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惩处。时论为之述评：“如此战争情形，不惩办是无军纪。委座此行，所以张国法也”。据说，处分命令颁布后，军心和吏气都为之一振。
在此基础上，张治中进一步向蒋建议：撤销行营一级指挥机构。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先后设置12个战区。战区多了，大本营难以直接指挥。于是，在桂林设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西安设西北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各自分领若干战区。
但实行的结果，总是感到指挥不易畅通。首先，军事指挥机构多了一个层次，作战命令由行营再到战区，再到集团军、军、师、旅等，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指挥效率；
其次，行营为委员长派出机构，既要代委员长指挥作战，又要根据下情向委员长报告，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
再次，蒋指挥寰事往往喜欢一竿子到底，命令直接下到军、师、旅，甚至到团，多一个层次，即多一道手续，各级将领都感到难于适应。
同时，以张治中的观察，认为担任行营主任的高级将领，往往囿于各种亲疏关系，不能站在统帅的立场指挥部队，以至有损统帅的权威。
为着充究统帅部的阵容，提高统帅部的威权，亦应将白崇禧、程潜等负有很高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最高统帅部赞襄指挥。
蒋经过考虑，采纳张的建议。1940年4月间，蒋下令撤销委员长桂林行营及委员长天水行营。白崇禧交卸兵柄，返渝续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此后，蒋分别设立军委会办公厅及军委会办公厅，只起沟通地调作用，不再赋予军事指挥权，由李济深与程潜分任主任。
一个是对一批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高级将领给予处分，一个是撤销行营一级军事指挥机构，这是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两次军事上的要闻。
表面上看来，这是张治中一言建功的结果，也是张治中勇于负责的恰当贡献。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国民党高层权力之争，尤其是蒋桂权力角逐的必然反映，也是张治中“宣达领袖意旨”，对桂系权力进行抑制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以冯玉祥、李宗仁、刘湘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团结御侮的口号下，打破原先的地域界限，率部走上抗战前线。对于蒋氏来说，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抗战菌量得到增强，自然是好的；然而，地方实力派由局处一隅而走向全国，成为手握重兵、虎视中原的“霸主 ”，隐然又是一股更为强大的势力，这是不能让蒋放心的地方。
而最大的一决心病，就是桂系两巨头李宗仁、白崇禧自出山抗战以来，一个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统帅7个集团军的强大兵力，据有中原腹地；一个任桂林行营主任，手下集中了6个集团军的磊军，威镇华南地区。
桂系势力之大，为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所未有，如不加以节制，极有可能再次对中央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加之，自台儿庄大捷后，桂系主脑李宗仁声誉卓著，浸浸然有直逼蒋氏之虞，这也是让蒋先生感到如鲠在喉的一件苦事。
不过，抗战初期，中日大战正酣，面对日军剑及履及的攻势，蒋先生“攘外”尚且不睱，所谓摆珜内部的问题，只能暂搁一边，从长计议了。等到广州、武汉失陷之后，日军战线拉长，后继乏力，攻势趋缓，中国军队赢得喘息之机，抗战从此进入相持阶段，蒋先生开始腾出手来，从容不迫地整饬内部了。
一方面，调整对共政策，由容共，联共阶段而进入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时期；一方面，调整内部人事，加强中央权力，增强统治效能等等，这就是发生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事情，也正是张治中接任侍从室主任前后。
因为有内外政策的调整，由此而有“无所不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而有国民党党务的整顿及各级军政吏治的整饬，而有加强地方政权控制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党政军联席会报制的建立，而有侍从室工作职能的进一步加强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治中提出了处分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以及撤销行营机构的建议，无疑，这是历史上“削藩计”的“现代版”，亦凶合了蒋氏关于抑制桂系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大得蒋氏激赏
在此基础上，蒋为了进一步削弱李宗仁的权力，对第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的六战区管辖，就此将五战区的作战地域缩小到鄂豫皖国区，甚至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也不得不从襄樊搬出，迁到偏僻的鄂北老河口，真正是局处一隅了；
另一方面，在五战区所属的战斗序列中，打入亲信将领汤恩伯所部第31集团军，使李宗仁不能为所欲为。时隔不久，蒋进一步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以作风独树一帜的汤恩伯为总司令。经过不断的“蚕食”，所谓五战区作战地域，只剩下鄂北一隅，只能是处处仰蒋的鼻息了。
张治中的“削藩计”，无疑地大大强化了蒋氏的统治效能。但是，要说张治中的本意，就在于推进蒋的法西斯统治，恐不竟然。很多时修，张治中出于提高统洁效能的考虑，并不赞同蒋的高度个人集权与独裁。
入主侍从室中以后，张治中进一步看到了这种高度个人集权的负面影响。即以军令而言，由于高级将领往往只听命于蒋氏一人，即便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也要先从电报落款看起，弄清是哪一个机关主办。
如果落款是“中正手启”，说明是蒋氏手令，这是非办不可的；如果是‘中正侍参’，说明是侍从室主办，亦需特别意；如果是其他机关主办的电报，对不起，那就要看心情如何，决定是否执行了。如此，从军令部、军政部到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得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
这种领袖超权而职能机构无权的现象，不得影响各级政权及国事指挥机构效能的发挥，而且极易造成政令、军令管理的混乱。为此，张治中曾试图加以纠正，甚至建议撤销侍从室，以还权于职能机构。无如张治中的种种设想，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终因得不到蒋氏赏识，而胎死腹中。
那时，张治中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主管军事机要的地位，恐怕做不好。而结果，以后一般的评价，觉得他在侍从室还做得有声有色的，这真是出他意料之外了。
当时他始终保持这样一种态度：他一定要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并县要予各主管部门以便利，使下情上达。所以在做了一年有半交卸后，大家常常鼓励他，并且常常回想到他在侍从室任内的情形。
张治中在侍从室服务期间，很少使蒋介石操心生气。
但并不是没有碰钉子的时候，记得有这么两次：一次是蒋错怪了他们，一次是他们自己的疏忽。
有一次，苏联要求他们的飞机直接飞延安，兰州方面打电话报来，请示怎么样的办法，办了以后，也不知是蒋忘记了，或是听错了话，就来责备张治中，说他处置错误，但以后把兰州来的电报呈阅，蒋才知道张治中的处置，与他的意旨是完全相符的，并没有错误。
但张治中也确有一次疏忽。某一个战区把作战计划送来一大厚本，本来应交给军令部审核的，但侍卫室第二组组长认为应该先呈蒋看看，再发交军令部，张治中当时顿了一下：“这样厚的一本，能够呈上吗？”但念头又一转：“这是一个重要的作战计划，应该呈阅。”马上就签了字，呈上去了；
哪里知道，蒋在上面批了一大段话，很幽黙的，大概说：“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这还有什么话说呢，当然是张治中的疏忽，因为他只写了“呈阅”二字，没有写“交军令部”，所以蒋怪他们没有签注意见就呈阅，而使他变成张治中的参谋了。
蒋的个性是很强的，对事并不是没有“成见”，但有时也能听从幕僚的规劝，而改变自己的意见。
比如说，当蒋要兼理四川省主席时，张治中和陈布雷都不赞成，而蒋仍然兼了。他们都不了解：为什么蒋一定要自兼四川省主席呢？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损失威信。
张治中曾经当面讲过，蒋的答复是：因为没有人。
蒋介石自兼了四川省主席，张治中们曾两次到成都。他在成都同陈布雷说笑话：我们问问委员长，是以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省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并非完全为着四川省政，如军校方面，空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就地解决了不少。但是他和陈布雷总觉得，蒋介石兼理四川省政是不必的。
一般人皆认为张治中在侍从室肯负责任，也有担当，有好多事情，他代蒋负责，替他做到。这不是他的专权、擅权，在他是想替领袖分忧分劳。处理一切事务，他始终是抱着这一个态度。
比如关于军事方面的人事问题，按惯例，凡是在团长以上，特种兵在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委员长核准；这样，也就太多了。张治中就和何应钦总长商量，凡是由铨叙厅报上来的，他只把少将以上的呈上候批，此外，概由他批上“奉谕照准”，再签上他的名字。
这种处置，对蒋的职权也顾到，同时可以减少他的很多时间。
还有一次张治中陪蒋介石出去，蒋看到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即命：把那个人抓来！
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
副官把那张批示送给张治中看，问他怎么办，他说：我负责，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他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同时，他电告军法总监，说：这不是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
到第三天，忽然宋美龄请他去，一见面就问：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吗？张治中笑着把办理经过告诉了她，她欣然表示同意。
有一天，张治中陪蒋郊游，乘车往老鹰岩，在半山转弯处突遇四川公路局的一辆卡车冲过来，他同蒋坐在第一辆车，未碰着，而他们的第二辆车和第三辆，都被撞坏了。马上停车，把司机抓住。
蒋说：“至少要处以十五年监禁！”就把这闯祸的司机送到军法总监部去了。
这司机本来疏忽，转弯不鸣喇叭，以致撞坏他们的车；但是因为只撞坏了车，没有撞伤人，所以只关了几个月，有人来说情，张治中就批准把他放了，蒋以后也并未查问。
还有这么一次：一天，侍从室的一个股长，很慌忙地来见他说：主任，我要被委员长撤差查办了！
张治中问：为什么？
股长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太开大了，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
张治中答应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送上去，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介石后来批了一个“阅”字，算是了事。
张治中并不是很喜欢权力的人，也不是特别爱湊在蒋介石跟前的人。
但是，怎么办，自己对长沙大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将，因此，虽然有天大的委屈，也只能咬碎门牙肚里吞。自己虽然由独掌一隅政局要员，变为蒋的大内高参，名声上不大好听，可也算不得丢人的事，再说这个新的位置也只是暂时的一个栖身之地，下一步走到那儿，还得看看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