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由一个先执掌兵权，后又把握政权的国民党上将和省府大吏，摇身一变却成了领导一个处级单位的头头，其失落之情不言自明。
好在张治中想得开，因而，他以新的面貌和极其负责精神尽力做好这份新的工作。
由于他的努力，分管的工作，很快就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方面的好评，认为他不愧是核心重臣，也是“救火”将军。
其实，张治中“救火”，所以屡有奇效，一方面，在于他善于揣摩蒋之心理及个性，注意对症下药，说话灵活婉转，且一般不说不顺耳之言。
这样，张的意见或建议，蒋大都乐于接受；另一方面，蒋对这类事，其初衷，大都是矫情自饰，虚张声势，暴炒一下，赚得一个宣传效果而已。目的达到，事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
这个时候，只要是亲信的人，察颜观色，把握火候，说话入情入理，尤其是注意场合，不要让蒋有塌台为难之处，蒋自然不会深究。
处分杨宣诚事件，便是一个实证。
一次，蒋指示侍从副官蒋孝镇，到侍六组索取军令部二厅的当日敌情报告。
侍六组组长唐纵发现只有一份报告，当即送呈。
蒋一看，是昨天的报告，立即通知侍六组将当日的送来。唐纵遍找不着，组内的马参谋、李书记又都出去了，无从详查，当即声称只有这一份。
蒋为之大怒，认为这是二厅厅长杨宣诚的失职，立下手令，宣布给杨宣诚记大过处分，并要蒋孝镇电话通知杨宣诚立赴官邸听训。然而，杨在电话里辩称，当日报确已送交侍六组。
事后始知，当日的敌情报告，由马参谋、李书记绕过唐纵，直送张治中那里去了。这件事本不是杨的过失，处分杨宣诚的手令，自然不便发表。
因此，蒋的手令到了张治中手上，即被张压了下来。过了几天，蒋的火气也渐渐消了，张即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请示：“杨宣诚没有什么错误吧？”
蒋拿出他的老手段，依然是一个不作声。张亦按照老例，不作声就是默认，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自然，倒霉的事情，也并不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张治中职掌中枢机要，涉及到上传下达，起承转合的军国大事，处处都是一个离不开。
可以想象，无论张治中是怎样小心翼翼，精细敏捷，要说一点差错不出，谁敢说这个大话？何况张治中侍候的又是一个反复无常、脾气暴烈的大独裁者。因此，张之被蒋训斥的事情，总是不免的。
1939年11月间，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军委会派飞机将周送莫斯科治疗。张治中立即与航空委员会联系。但航委会的这班老爷，不知是出于强烈的反共心理，还是由于的确调不出飞机，当即打着官腔说：无机可派。
张治中有点为难了。周恩来本是他素所敬佩的中共朋友，拒绝中共方面的这一请求，实在是无以置辞，但航委会的这一班老爷，属于第一夫人的“后党”势力，自己哪里指挥得动呢？
张治中正踌躇间，延安方面来电：称已请莫斯科方面直接派飞机到延安迎接。
随后，国民党空军兰州机场也来电请示：苏联要求苏方飞机直飞延安，请示答复意见。
张治中一看，问题严重了。苏联飞机直飞延安，不但涉及国共两党关系，而且亦涉及空中航线的开放。这样一个有关主权的大事，自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于是，张马上向蒋报告，请示机宜。
蒋闻报大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飞机去接送，不许苏机来迎。”蒋并责备张治中处置错误，没有能及时派出飞机。
张治中真是冤枉，航委会辩称无机可派，自己有什么办法？苏联飞机要直飞延安，自己并没有专擅越权，处置亦无错误。
不过，张治中有的是涵养功夫，不但没有直言反驳，相反却在一次军事研究会议上，报告此事处置经过，主动作了检讨，声称：“当初未深察，及委座责备后，始恍然领悟！可知做事，不可丝毫忽略，不可有午百分之一之懈怠！”
事后，张治中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向蒋报告原委，并以当时来往电报，呈阅佐证。蒋弄清原委，承认张的处置，符合他的意旨。
一个疏忽，蒋当然可以原谅；不过，也有不是疏忽的时候。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由于缺少防空能力，日机在重庆上空横行，如入无人之境。因大轰炸而造成的人间悲剧，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重庆政府为避免日机轰炸，划出西效以外的大片地方，作为党政军机关及中枢大员的迁建区域。一时间，原先的荒山野岭，布满了五院12部行等中枢衙门，一幢幢中西合璧的公馆别墅，林立各处。
那么多的中央大员，都懂得爱惜生命，张治中作为侍人室主任，对最高当局的安全，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
据此，张治中筹划，在西郊替蒋盖一栋官邸，以为市区曾家岩蒋官邸万一被炸的“陪邸”。
张向蒋报告了这件事，蒋听了，似乎颇有兴趣，当即问：“预备在什么地方盖？”接着兴致勃勃地说：“同去看看”。
当即，蒋、张同车前往西郊视察。
到了老鹰岩下，只见青山环绕，峰峦叠翠，岩石嶙峋，曲径通幽；不但山上松涛林海，郁郁葱葱；而且相邻之处，舒坦开阔，林木繁多，芳草萋萋，不啻是一处人间仙境。
蒋一见之下，龙颜大悦，说“可以。”
张治中报告：规划中的蒋官邸，占地数百亩，包括官邸主楼、官邸大客厅、官邸大礼堂等主体工程。蒋的心情更好了，意犹未尽之处，觉得这么美不胜收的地方，只剩下孤家寡人的一幢房子，未免不够“民主”；最好是上下同乐，方能体现出君臣同甘共苦的鱼水情。
于是，蒋挂着一脸的笑容，关照张治中：“多盖几栋小房子，可以请老先生们来住。”
有了蒋的这两句话，张治中开始筹建了。不料，还在筹建过程中，蒋听到有人议论，说是在抗战时期，百业维艰，最高当局应与民共度难关，不当如此大兴土木，修建“世外桃源”。
蒋想想也是，自己今日训斥你，明天训斥他，大骂别人腐败、堕落；现在轮到自己了，何以为臣师表，号令万民。这样一想，蒋差人给张治中送去一张手条，上写：“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
张治中愣住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当中，现在一瓢冷水，岂不可惜。张治中与何应钦商量，猜测蒋恐怕是受了有关方面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才决定工程下马的。现在只有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不理蒋的这个茬儿，“孤行”一次，先把别墅盖好，有问题以后再说。
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张治中把这个“违法建筑”建成，蒋始终没有说什么。
事实上，张治中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大凡了解蒋的个性的人，都知道蒋是惯于骑两头马的。
这件事，如果风平浪静，不再有政治上的麻烦，蒋当然可以眼睁眼闭，乐得坐享其成；如果一旦被各方面追究责任，酿成政治上的麻烦，蒋则可以搬出“不盖可也”的手条，将张治中作为替罪羔羊抛出来，以保护自己过关。
不过，老鹰岩官邸建好后，蒋并没有马上搬去出，为表示尊老敬贤，蒋把这个“世外桃源”，让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住了。从此以后，这一处“仙境”，由山洞官邸改为山洞林园。直至林森去世后，蒋主席才正式接管，搬进去住了。
战后国共重庆“峰会”期间，中共领袖作为蒋主席的尊贵客人，曾在这里住过一个晚上，从此，山洞林园更是名噪天下。
有时虽不免冒险，做一点违禁的事情；但有一点，张是拎得清的，即这些事都是为了蒋好。站在党国的角底说，这就叫出以公心了。至于说到为自己谋私利，张治中始终是谨慎自持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蒋对他予以特别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治中担任侍从室主任后，坐的那辆汽车，还是多年前从中央军校“拖油瓶”带过来的。从南京撤出，而湘，而渝，坏得不能再用了，这放在修械厂里修理。修好之后，又被炸坏，张治中只好临时借乘另一辆破车。
这时，侍从室计划为蒋在香港采购两辆新车，考虑到张治中的车子破得不能再破了，就决定多买一辆，归张治中使用。在侍从室的会报中，这件事一致通了。张觉得这是公务需要，谈不上是什么享受，也就含含糊糊地默认了。
过了两天，张治中一觉醒来，觉得不对劲，进了侍从室，怎么旁的事未做，倒先替自己把车买下了？这样做，岂不是自贻口实于人。
不久，侍从室第二次会报，张治中提出，自己那辆车不买了。负责购车的人说：合同已订了。张毫不动摇地说：合同譐了，也得取消。结果，终侍从室时期，张治中没有买新车。
这样一件事不算多大，当然不难做到。不过，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张治中个性的另一面。固然，张治中勇于担当，敢作敢为；但张治中并不是一味的锋芒毕露，横冲直撞，更没有达到麻木不仁、胡作非为的程度。
事实上，张治中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处理工作，始终是谨慎小心，丝毫不敢大意。侍从室会报，张治中曾再三提及，向蒋请示汇报问题，“口头报告不能为凭，必须用书面才有依据。张治中并举例说明：当面报告，委座有时没有留心听，随便答应，后来追问时，便成了问题，这是一个教训。可见，张的小心谨慎，是多年来与蒋打交道之后的一个经验之谈。
张治中职掌侍一处，充当蒋的的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他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他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
这是张治中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
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特别是由于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之后，因缺少统一的运输管理及领导机关，各路“神仙”纷纷上路抢道，形成千军万马搞运输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乱，问题百出，朝野颇多非议。
为此，侍从室建议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运输统制局，总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宜。在当时“运输第一”的口号下，亦为了显示最高当局对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视，蒋便在人事部门遴选运输统制局局长的签呈上，大笔一挥，写了“自兼”两个大字。
蒋的批件退到侍一处，张治中皱眉头了。
不错，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运输统制事宜究属局部，由最高统帅自兼局长，岂不是将领袖的作用，降到一个事务官的位置？
再说，抗战期间，事关党国兴衰成败的要职，多乎哉！岂可都由最高统帅自兼？于是，张治中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截了当地建言：“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
随后，张在蒋的批件上，老实不客气地签上自己的意见：“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师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张将这个签呈第二次送上，蒋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表示采纳了。
这样一件趣事，本不为局外人知。但是，自从运输统制避成立后，滇缅公路上的各种投机走私、违禁贩运的现象，不仅没有能“统制”起来，相反却是愈演愈烈，一片乌烟瘴气，以至终运输统制局撤销，均未能有所改观，兼统制局长何应钦也被弄得大伤脑筋。
有一次，何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大概也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便把这件旧事重新提了出来。何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
据张治中说，他听到何应钦公开这个故事，心里很高兴：“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并自负地认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师的一点负责精神。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得上是蒋的腹心。
像张治中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然而，张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其实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张治中的进谏方式，即不是一味的阴柔，阿顺取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现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识识务，审形度势，顺其自然；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
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张治中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
如此，从蒋主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张治中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就使得蒋、张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增加精神负担。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张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从这方面来说，张治中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专家”。
诸如，自川军七师长联名通电“驱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终被赶下四川省主席的宝座，率部出川抗战去了。川省主席之职，一时虚位以侍，由此引起川军各派巨头觊觎。
过去，蒋曾数次设计，企图利用川籍政客张群谋取川政，均被防守极严的川军挡住门外。
这一次，蒋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降尊纡贵，决定亲兼省主席一职，并派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理省政府秘书长，先将省政把持起来。
据考，以一国之尊，兼一省之长，是为开民国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蒋筹划从人事、机构、舆论等方面，逐步加以调整，以为张群接掌省政的过渡。
据此，当川军老资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谒蒋，意在谋夺川省主席一职时，蒋不客气地嘱咐唐总司令的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现由自己亲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
这当然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挡箭牌，先将野心家挡在门外再说。但是，谁能说蒋委员长做得不对呢？侍六组组长唐纵为此大加赞扬，认为：“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种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
然而，这件事传到张治中的耳里，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碑了。张对蒋的这一个手段，大概还有点不甚了然；当张听说蒋要亲兼川省主席时，大不以为然，认为：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
因此，张治中明确主张蒋不宜亲兼川省主席。张为此多次向蒋进言，但均被蒋以“因为没有人”作盾牌，坚决地挡了回去。张明白蒋不肯放手后，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力谏了。
在蒋是石这样的大独裁者面前，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见识、敢担当、把握准、方法巧等优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在不少国民党要人中，素有所谓“无私心，无野心”的好名声。
对于来自臣下的各种意见，蒋在“圣裁”时，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尺度，这就是总要揣测一下对方的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暗售其奸？是忠心爱主，还是阿顺取容？是精成所至，还是沽名钓誉？
当然，蒋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许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蒋的眼里却是卖主，到了这种时候，君臣之间的这一笔账，往往也就很难算得清爽。因为，在蒋看来，权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阿物儿，谁不喜欢呢？表白说不喜欢的人，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盖弥彰。
主上有了这个铁板钉钉的想法，臣不往往就很难进言了。如果有人建议蒋少兼职，少管事，多放权，蒋马上就会以为此人要与分争权了。这个人的不妙，也就可以想见。
不过，蒋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他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位“爱卿”的行状，考证一下此人的一贯表现。而这个“打听”与“考证”的过程，无非是从亲信心腹中了解。
因此，在蒋手下说话办事，并且，要想把话说好，把事办好，这与蒋身边的亲信权臣对你作何评价，至关重要。
张治中不但深知个中三昧；而且，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因此，像张治中这样精明练达的权臣，在充当蒋的近侍之臣以后，居然没有给蒋产生那种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的恐惧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张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领。
其实，就张治的性情和气质而言，在国民党政坛上，正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人物，这就是他的为政不垃帮，为党不结派，为人重然诺，为事讲信义，以及襟怀坦白，以诚相待，知人下士，通情达理等等，都使他在国民党中上层人物中，形象颇佳，口碑甚好。
加之，他的持论公平，执两用中，善于调处，乐与人交，亦使他成为受到各方推重的“甘草型”人物；特别是他的主张直道，不玩手段，在素来重权变之道，鬼谷子术盛行的国民党政坛上，既予人耳目一新的观感，更给人以知己的直觉。
在帮派林立，党同伐异，翻云覆雨，尔虞我诈的国民党政坛上，张治中可以说与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比较正常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没有结下什么深仇大恨。
张固为蒋的亲信将领之一，但与蒋的宿敌白崇禧的关系尚好；张与何应钦关系甚深，但与何的对头陈诚的关系不错；张出身于黄埔阵营，但与黄埔系的冤家CC系也能相处等等。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张治中与陈诚的关系就是一个证明。
张治中进入侍从室以后，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代蒋与外面的将领广泛接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中间接触最多的，正是蒋的第一爱将陈诚。
陈诚之所以能称为蒋的第一爱将，也是由于他这个人自有过人之处，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又加入黄埔，在蒋介石打江山的初期，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楞头青。
然而，靠着黄埔东征和广州平叛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蒋介石和当时军阀的注意。因此，有人说陈诚“三炮起家”，（陈诚是炮兵专科毕业，在黄埔东征和广州平叛中，他曾三次在危急时刻“以炮制胜”）遂成了蒋的心腹爱将。
但是，陈诚发迹后，由于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因此，在对日作战中，先后在武昌、南昌、宜昌战役中兵败，从而，在国民党军事阵营中，落下了“三昌将军”的骂名。
但是，即使这样，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却初衷未改，这里，有必要对陈诚的情况作一个大概的叙述。
南京陷落，国民党迁都重庆，军委会迁至武汉，一时武汉成为军事政治中心。
蒋介石在交通银行设立临时办公室召见陈诚，他叹息道：南京保卫战的结果，不幸被你言中！日前唐孟潇（南京卫戍司令）来请求处分，我说算了吧，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他说如果我不下命令，要他撤退，他是决心与南京共存亡的。这也毫无必要，兵家胜败乃是常事，更何况敌强我弱，我们是准备长期持久抗战的，不在一地一城之得失。
陈诚感慨万千，却又不能表达出来，所以默默无言。蒋介石似乎也感到有点尴尬，所以起身背着手在房里踱了一阵，陈诚按照军队上下级的礼仪，赶紧起身立正。
蒋介石回到原座位，摆摆手让陈诚坐下说：日本人得了南京，以为我们便惊慌失措，动摇了抗战信心。所以他们又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对我说，只要我们能承认‘满洲国’，他们就退出江、浙、安徽三省。
说到这里，蒋介石愤慨地拍了一下坐椅扶手：娘西皮！他们为什么避口不提占领的大片华北领土？是不是将来还要逼我们再承认华北自治？这样蚕食下去，最后还是要我们亡国！所以，我已明确回答陶德曼：谁敢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陈诚说：德国人一再替日本人做说客。
蒋介石又拍了一下扶手：是的！戴雨农向我报告，说日本人在积极策划成立傀儡政府。可恨就有那些民族败类趋炎附势，甘当汉奸！还有，张向华报告说汪精卫请他和唐孟潇在汪家吃饭，汪竟说：‘淞沪、南京一败，我们空军损失殆尽，陆军主力也被消灭，财力枯竭，武器弹药没有来源，这仗还怎么打下去呢？所以要另想办法了！’另想什么办法呢？这个人是很卑鄙的，将来有可能去做汉奸！
陈诚知道蒋介石在情绪不好时便乱骂人，汪蒋之间的矛盾一向极深，所以骂几句也是很自然的事，尚未料到“不幸而言中，尔后汪精卫竟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陈诚认为蒋介石所说的戴笠的报告颇值得注意，因为既然日本人说搞傀儡政府，就说明已放弃了诱降幻想，那么，下一步便是疯狂进攻，以达到他们“速战速决”的目的了，他将这个见解告诉了蒋。
蒋介石说：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要防备日本人的进攻，武汉已成为我们的军事政治中心，你看该如何防守呢？
陈诚看到蒋介石的办公桌后的墙上张贴着大幅地图，为了便于说明，他便站起来走到挂图前，指着图说：武汉三镇不易守，尤其江北方面无险可守，中隔大江，外杂湖沼。所以，要想保卫武汉，大别山脉以拒日寇，并与平汉线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否则，仅据三镇而守，战于近郊，将蹈南京守卫战之覆辙。说到这里，他回到原位，问道：部下的拙见，不知委座以为如何？
蒋介石点点头：有道理，现在，我决定委任你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担负起保卫大武汉的重任。你有什么意见？
陈诚起身说：如果是命令，我服从，辞修蒙委座知遇，愿肝脑涂地！
蒋介石拍拍陈诚的肩头说：我对你寄予的希望，还不仅仅是战胜日本，还要在政治上战胜我们的对手。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只能吸收一些共产党份子到政府部门任职。
当然，兵权不是给的。记得北伐时期，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做得很不错。现在，我们不妨利用其长处，让他们来帮助，鼓动抗战——但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不要让他们利用了宣传工作搞赤化，所以，我还要任命你为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马上着手筹备工作。
陈诚皱了皱眉，这样的工作，蒋介石决不会放心交给别人去做，因此，他问：不知共产党方面将派谁来？
“周恩来！”蒋介石加重语气，一字一字地答道：在黄埔军校你们接触过，我想你对此人不会陌生。
陈诚不禁舒了一口气说：是的，部下的印象是，此人识大体，顾大局，办事十分稳重，所以，是比较能合作的。
蒋介石恶狠狠的说：但是，对于共产党人你不可掉以轻心。
1938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发表了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命令，不久，又发表了任命陈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职。
陈诚如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不仅出乎自己的意料，也让国民党高层军事将领大跌眼镜，当然，这中间也包括张治中。
武汉保卫战，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军力的又一次血拼，也是两个民族的又一次较量，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由于战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又一次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