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张治中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是张治中第一次进入中央权力圈。
在大会期间，让张治中感到欣喜的，倒不是自己当选为中央执委，而是蒋介石所作的对外关系讲演，其中说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蒋接着还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
于是，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蒋介石搞出一个国防计划：在陇海线及豫北地区和京沪杭地区设立国防区，分别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负责；在军事委员会内密设执行部，总揽国防工事，由训练总监唐生智兼负总责；
此外，在京沪杭国防区之下，设立3个国防分区：南京分区，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沪杭分区，由皖浙备司令谷正伦负责；沪杭分区，由皖浙赣闽4省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负责；京沪分区，由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负责。在3个国防分区中，京沪区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重点。
抗战这部机器，终于进入了发动阶段，这不是“剿共”，也不是“讨逆”，而是理直气壮的御侮。
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从来都是神圣的；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军人而言，更是责无旁贷。从来的事实都说明，和平是要靠实力才能维系的，谈不到空等，更谈不到去乞求。张治中接受了兼沪区负责长官的委任，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如此愉快地接受一项任命。
然而，一切都还是偷偷摸摸的，在极机密的状态下从事准备工作，以免刺激了侵略者的神经。张治中奉命之后，立即在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什么名议来掩护这项工作？
中央军校是一个教育机关，很好，就在教育长办公室的旁边，设立一个“高级教官室”，作为实际的司令部。高教室内分参谋、秘书两组，分别负责国防设计与民众组训。不久，又增设军事与政治两个研究设计委员会，任务是派遣人员，到辖区各地搜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民事、外事、文化等资料，提出研究意见、设计方案，然后根据计划分头准备。
为了防止泄密，张治中对加入这个机构的人员，作了严格的审查和约束，任何无关的人都不得预知其工作性质。因此，一般的人只知道，在中央军校东大楼有一个不起眼的高教室，这是一个进行教育作业与休息的地方。
但是，备战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人员需要大量增加，一个高教室太小了，显然不能容纳这样一部重要的抗战机器，一切都要作新的筹划。
经过一次次踏点，张治中选定苏州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这是一所建筑在寺院中的园林，一个元代的和尚为纪念他的师父建筑了这所名园。
和尚的师父原先住在西天目山狮子林，园中的湖石亦多像狮子，故名狮子林。一个偏僻的所在，也是一个幽静的环境，正是一个适宜于秘密筹划的地方。不是说中国是一只睡狮么？正像狮子林的一只醒狮，中国已经悄悄地醒来，就在这里吧，张治中决定了。于是，战争的气息开始在苏州狮子林的湖山石林间游动。
战争的脚步一天天在逼近，战火的焦糊气息已经在空中荡漾。高教室的机构还在不断扩大，人员还是在不断增加，狮子林也太小了，容纳不下这么一部巨大的抗战机器。好在苏州是一座名城，也是名园集中的都市，要找一所同样幽静、同样偏僻，而且房屋更多的名园，事实上并不困难。不是还有一座留园吗？于是，一部抗战的“机器”，再从狮子林搬到留园。一岁三迁，不但队伍越来越大，而且高教室的名称，也不能再起到掩护的作用了。于是，经张治中核准，进入留园之后，对外的名义改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留园是一所明代建筑，位于苏州西阊门外，经过多次的改建修得，已经渗入了明显的清代风格。这是一处集东方古典园林艺术于一体的江南名园：中部为池塘，临水设置山石楼阁；东部多厅、堂、轩、斋，间以奇峰巨石；西部漫山枫林，绕以清溪。园中小桥、长廊、漏窗、龙墙，依势起落，相互交错，形成无数幽深庭院。
主要建筑有涵碧山房、远翠阁、楠木厅、鸳鸯厅、冠云楼等，布局紧凑，富于变化。充分体现造园艺术中分合、高深、曲直、虚实、明暗等对比手法。多少年后，在张治中的脑海中，那里的一楼一阁，一亭一榭，都充满了无尽的回忆。
战争正在一天天走近，一切的一切，都顾不得了。于是，在这座园林建筑艺术的殿堂里，在那些幽深僻静的停楼榭阁之中，一份份国防方案，一道道作战计划，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或密送统帅部，或传达到前方。
在留园的外面，一切都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人知道，这里已经成了准备淞沪抗战的一个神经中枢。留园的新主人张治中说：我在那座名园中考虑过许许多多有关民族抗战前途的问题，决定过许许多多对敌作战的计划方案。在那些怪石嵯峨的假山之上，或茂林修竹之中，也曾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留园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挂牌之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防御阵地的设置及国防工事的构筑。构筑国防工事，设置防御阵地，不能不重视前沿。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协定中，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地区，中国不允许驻陆军部队，不得有防御设施，吴淞炮台破坏后不得重修。日军则撤至上海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依照这一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只能留在苏州、昆山一带。
中国的城市，中国不能设防；而敌国却可以大模大样地驻军，岂非咄咄怪事？不过，自晚清以来，这样的怪事太多了。慈禧老佛爷还是有一句名言么：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所以，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却都盛赞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现在，在江西那个地方，蒋介石对红军的政策是：寸土不让，寸草不留；而在上海这样偌大的一个东方大都市，国防都可以送给“友邦”，真令人匪夷所思。也许是中国的国民都已经修炼到了见怪不怪的境地，所以当国者才敢斗胆与友邦订出如此平等的条约。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复杂了，未来的中日大战，中国军队的第一个重大目标，就是保卫大海。从理论上说，国防工事应该先从淞沪线做起；可是，现在连上海的边也靠不上，国防的前沿在哪里呢？没有前沿，如何设置防御阵地？如何构筑国防工事？
而且，张治中掌握的情报是：日本在上海虹口、杨树浦驻有海军陆战队约3000人，他们在那里设有坚固的工事；此外，日本陆军随时可在黄浦江岸及长江沿岸登陆。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张治中不得不考虑从纵深做起，在内地有利地带设置防御阵地，然后筹划在淞沪线秘密部署兵力，构筑淞沪线防御阵地。可见，中国方面的国防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重大缺陷。
张治中派出一批批的国防专家，到淞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据此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张治中清楚，就整个地理态势而言，京沪地区有沪宁铁路、京沪公路和长江等三条水陆交通干线。从军事上分析，这将是敌人海陆军协同向西推进的主要路线，故应选择要点加强设防。
在这个地区，北有长江，南有太湖，二者之间湖沼绵亘，河流纵横，形成水网地带，是敌人运动的天然障碍，利守而不利攻。该地域同时又有虞山、定山、惠泉山等许多高地，分布于苏州、常熟、无锡、江阴附近，地势险要。
据此，京沪分区的主要抗战方案，就是要在上海到南京之间设置两道纵深防御阵地，分别构筑坚固的国防工事。第一道防御工事，设置在苏州、常熟、福山一线，简称为吴福线；第二道防御工事，设置在无锡、江阴一线，简称锡澄线。
京沪地区的国防工事，亦久已有人在做了。但是，在剿共高于一切的国策下，所谓国防工事的构筑，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举动，一切都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一切也都是权变手腕的运用，虽然有几个钢筋水泥的堡垒，但是点不成线，线不成网，又有什么用呢？一切的国防工程，都需要重新启动。况且，设计思想调整了，国防方案修订了，国防工事的构筑，也需要作许多新的调整和加强。
构筑国防工事的力量，由京沪分区的防御部队承担，这当然是一群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也是士兵进行作战训练的一个机会。由于技术上的需要，还需向上海陆根记、陶馥记等私营营造厂借调一批熟练工人，并需调动工兵部队等筑垒技术兵种参加在京沪分区，归张治中指挥的部队，计有第87、88、36师等3个师。
这3个师都是第5师的老底子，张治中本是第5军的老长官，指挥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下，大模大样地构筑国防工事，一旦被日方发现，未免不是一个刺激，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国防工事的构筑，不得不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如此，也就不得不运用种种手段进行掩护，增加了构筑工事的种种困难。
构筑国防工事的主要材料是钢筋混凝土，资金的投入是很大的。据说，军事委员会为之拨款只有一百几十万元。在当时，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但与构筑永久性工事与半永久性工事的需要比较，委实是杯水车薪，相距实在太远了。好在后来在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中，这些国防工事都弃置不用，否则，投入再多，无非也只是一个浪费罢了。
日军在上海虹口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杨树浦东端的日商公大纱厂，在小沙渡附近的日商丰田纱厂等，都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张治中设想如战事发生，中国军队应首先扫荡这些据点及日海军陆战队，使它们无法策应日军登陆。
为此，张治中命令手下人草拟了一份陆空军协同强袭的扫荡计划，呈蒋之后，得到批准，其中特别提到需配备500磅以上的炸弹，才能炸毁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坚固工事。但是，在中国军队方面，一是缺乏对坚固据点的攻坚训练，二是没有威力强大的攻坚火器，这个计划当然也是一个落空的命运。
张治中本来还想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合作，在以江湾五角场为中心的上海市中心区，秘密设置阵地工事，防止日军在黄浦江登陆，但只是做了几个据点的机关枪巢，计划没有全部实施。
苏州留园时期，张治中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处理校务及请示汇报，南京方面是常常要回去的；为着协调与淞沪方面的备战事宜，上海方面也是经常要去的。这样，交通部门为张治中专门配备了一节专用车厢，随时听挂任何一次客车上。在这一个时期，张治中成了京沪路上一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党国要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一个高级将领的指挥素质，也是京沪分区对日备战的一项基本前提。为了能确实掌握上海日军部署情况，张治中命令所属3个师安排连长以上军官，身着便装，分批潜入上海市区进行实地侦察，一方面是让这些军官熟悉大都会城市作战的地形、地势，以及建筑特点与攻击目标；一方面则对日军所建地堡、街垒等重要防御工事，按自右至左的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对每个据点的通道、射向、兵力及可能配备的武器等，均另册登记，发每个步兵团备用。
尽管这是自己的国家，也是自己的城市，但潜入上海市区的侦察活动，也还需要机智和勇敢。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回忆，他参加第87师旅长刘安祺率领的一组，主要侦察范围为闸北地区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带；对北四川路底、天通庵附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则需作反复详密的侦察。
张柏亭早年曾在江湾路法科大学读书，住在横浜桥附近余庆坊的亭子间里，每天挟了书包，要往返好几次，对这一带地形可谓熟门熟路。同组的谢晋元中校，北伐之后，曾随21师驻防闸北甚久，也是老马识途了。组内的其他人员，大都是光头西装，举止规行矩步，土里土气，不但改不了的一副“阿乡”相，而且改不了的一副大兵相，多少引起了日军的怀疑。
在公园靶子场附近侦察时，发现有一批流氓大汉跟踪，且指手划脚，状极凶恶。幸而张柏亭、谢晋元等人比较机警，当即带着大家转了几个弯，在北四川路一个朋友家避过风头，总算有惊无险，不然的话，不知会发生什么麻烦。
此外，张治中指示京沪分区的参谋机构，组织3个师的团级军官及参谋人员，在苏州到上海的长江沿岸及以南地区做了几次参谋旅行，设想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研究作战方略。政治工作方面，也在苏州、无锡、江阴、常熟各县，利用暑假集训学生，并训练了一批民兵。
形势是越来越紧张，1936年9月23日，日军出云舰3名水兵在租界被人狙击，造成1死2伤的后果。借口这一事件，日军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州公墓一带密布岗哨，搜索逡巡。
这显然是一个挑衅的姿态。虽经中国方面多次交涉，紧张的形势是缓和下来了，而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的人数，明显地增加了，日军的各种演习也更加频繁了。日舰不断地开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等各港口，测量水位，这当然是一个准备登陆的意图。
问题已是非常严重了。弓弦拉得这样紧，委实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中国方面不能不有适当准备。据此，张治中断然决定：密令第36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88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第87师由南京推进至江阴、无锡。张治中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以增加上海市区应付突发事件的力量。
此间，张治中向南京大本营送出了第一份准备应付战事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请将配备京沪分区作战的部队，迅速报到，以便指挥；请即饬令通讯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分区军用电话，并指定战时征用地方长途电话的使用权；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量控制于预定地点；密令各县将所有船舶尽量诱至于预定区域，并请明定船舶车辆统制管理办法，以便于战时征集调用；请于京沪分区预定作战要点地域屯积必需粮秣，供应军需等。
一份随时准备应付大战的秘密预案，从苏州留园送出去了。但是，从南京、上海两地看到的情形，仍然是拖拖沓沓，因循守旧；也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景象，丝毫看不到大战前的紧张与亢奋。
与其说是战争离这个国家太远了，不如说是战争离当权阶层太远了。于是，一份更为痛切的报告，再次从苏州留园送出去。在报告中，张治中沉痛地具申意见：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非易。在事变之初，必先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敌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这是对国事的焦虑，也是对当局者的愤怒。委实是太不像话了，张治中说：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抗战决心积极准备，惟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日军加快了挑衅的步伐，中国军队也加快了应战的步伐。一切都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许按照日本方面的战争日程，淞沪大战有可能提前爆发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方面，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捉起来了。
这一事件不但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日本。南京方面全力关注“西安事变”，抗战的准备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方面为全力研究“西安事变”的态势，挑衅战争的活动，竟也有了暂停的迹象。
据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报告：日本内阁总理召集海、外、陆相紧急会议，达成协议，在‘西安事变’期间，任何日本的行动将对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影响，并引起西方强列的大为关心。所以有必要采取对事态的发展注视等待的态度，同时所有军事警察与宪兵单位必须警惕禁止任何冲突行为。上海方面的中日冲突，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治中正在苏州留园部署抗战军事，何应钦突然从南京打来电话，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约张返京商议“讨逆”军事。
当天夜里，张治中赶回南京，何向张传达了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最新决定，谓已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调遣。何是坚决主张对西安方面用兵的，并透露他准备调集三路大军，分别由刘峙、顾祝同及张治中指挥，向西安方面进攻。刘、顾既是张的保定军校同学，黄埔军校同事，也与何应钦有着较深的关系。何把张列为三路大军的指挥之一，并对他进行军事上的交底，可见对张也是十分看重的。
但是，何应钦的算盘打错了。无论如何，张治中不会支持他的强硬路线。就政治风格而言，他们不是一个范畴的人物。在“攘外”政策方面，何是主张对日妥协的，张是坚主抗战的；在“安内”政策方面，何是坚主反共的，张是主张联共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要求联共抗日，与张治中的一贯政治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仅此一点，要张治中带兵去打张学良，显然违背了张治中的一贯立场。
对于何应钦提出的军事解决方案，张治中当场表示反对：认为这件事只应该政治解决，不必采用军事方式。因为当时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对于何应钦许诺的“讨逆”军指挥，张治中亦断然拒绝出任。自北伐经来，对于中央军的历次“讨逆”军事，张治中几乎是无役不从。如果说中央军进攻西安之役，也是一次“讨逆”，那么是张治中唯一没有参与的一次。
12月13日早上，张治中从何公馆出来，就直奔孔公馆，去见宋美龄与孔祥熙。宋、孔都是主和的，张也是主和的。在立场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张治中不但与宋、孔谈得很投机，而且接受了宋、孔的委托，赶到冯公馆去看望冯玉祥将军。
张治中恳切地向冯将军表示：蒋夫人希望和平，孔庸之亦望和平，文白自己亦望和平。冯将军很有同感，但表示无确实办法。以私人关系而言，冯将军对张学良素无好感。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易帜附蒋，造成冯、阎军全线崩溃，这是冯深以为恨的；然以国事论，张学良联共抗日，冯深以为然。因此，冯也是主和不主战的。
然而，这天夜里的中央党部紧急会议已有决定，军队归军政部长何应钦调遣，冯虽为军委会副委员长，但指挥不了军队，更指挥不了中央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这样一个无奈的局面，张治中大为忧虑，与冯将军叹息一番后，怏怏而散。
为了促蒋抗日，西安事变在中共的帮助下，与12月26日得以解决，蒋介石被张学良送到南京了。张学良的初衷，当然是想借此表明他的“君子坦荡”，演出一幕“捉放蒋”的千古名剧；然而，在政治家看来，张学良的这一绿林好汉之举，诚为不可思议。不过，张学良毕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军人，对于这一点，张治中不能不表示敬意。对于张学良的“犯上”之举，也许张治中不能苛同；但是，对于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张治中不能不表示赞成。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的一致追求。何况，张治中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军人。光明磊落的人，总是容易被别人算计，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缺陷。所以，闻悉张学良已被扣押，将交付军法审判，张治中不能不表示忧虑和不安。
因此，张学良被扣押之后，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张治中却主动驱车前往北极阁宋公馆探望，对张学良婉言慰藉。
谈话中，张学良表示对西安方面的事情不能放心，希望能迅速返回西安，率部抗日，并请张治中为他在蒋先生面前说话。看到张学良这样天真憨厚，张治中很难过，也很矛盾，且出于种种考虑，他没有到蒋面前去为他说话。
多少年后，张治中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介石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和汉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更不敢去看望安慰他。我每想起那次会见，心中就倍感内疚！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内的大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国民党随之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商讨对共及对日政策，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则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受“西安事变”的影响，京沪分区的备战工作，也出现了一段停顿的局面。这对于淞沪作战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松懈，一切的部署和预案，事实上也难以落实了。
张治中是一个学习欲望十分强烈的军人。现在，国内局势出现了转机，备战工作亦有所松懈，利用这一机会，何不出国作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在军事教育和国防经济方面补充一些新的知识。张治中觉得执教中央军校的时间太长了，无论是军事教育，还是国防建设，都不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份请辞教育长的报告，从中央军校送出了。这一次不同于以前，张治中在请辞报告的后面，附上了1份教育长继任人选的名单。名单上共列举了5人，请蒋圈定1人。也许是此举大出蒋的意外，也许是蒋的确不好再推托了，张治中的请辞报告终于获准了，蒋并同意放洋，以1年为限，名议是赴欧考察。
张治中办护照，置服装，买船票，一切都很顺利。就要出发了，蒋从奉化打来电报说：请兄来奉化一叙。
张治中想：蒋先生真是“皇恩”浩荡，临走之前，还要话别一下，大概还有些话要交代吧。及至溪口，看到军政部长兼广州行营主任何应钦也在场，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文白，你不必出洋，到广州行营去。张治中这才知道蒋又改变主意了，要他到广州行营接参谋长职。哪里知道何应钦很客气，当场表示，自己不过是个挂名的主任，可以请文白直接接主任职。
张治中当即表示：自己的身体精神，实在需要一点养息，如果不要出洋，广州也不好去，可不可以允许请病假休养一下？蒋表示同意。于是，张治中回到中央军校，交卸职务，离开南京，赴青岛休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不但宁陕之间没有出现内讧的局面，而且国共之间的宿仇也开始化解了。
静观变化，坐观成败，等来等去，竟等来这么一个结果，这真是大出日本军阀的意外。日本军人很有些气愤了，也许还有些懊悔吧。于是，华北方面，上海方面，日军挑衅的空气再度高涨活跃起来。
上海方面的日军，当然也不能落后，通衢哨所的兵力增加了，许多屋顶上架起了高射炮，防御要点的工事在加紧构筑，对准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的炮位日夜都在演习。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紧急调往上海，10余艘军舰在浏河至吴淞间实行封锁，各地的日本侨民都接到了迅速撤退的命令。
然而，对于干劲十足、情感疯狂的日本军人来说，总觉得这样的局面还不够过瘾，也不够刺激。于是，有了日本水兵失踪事件，又有了日本国旗被撕毁事件。所有的事件，都让人觉得没头没脑，也让人看不明白，外交纠纷连续不断地发生。
卢沟桥一声炮响，平静的和平生活中断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开始了。于是，所有的军人，无论是接到命令，还是没有接到命令，都必须迅速赶回部队，奔赴战场。这是战争的召唤，也是国家的召唤。
“七七事变”之前，张治中在青岛养病。于是，和所有的军人一样，7月8日那一天，张治中拒绝了医生的劝告，收拾行装，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任命，迅速赶赴淞沪战场第一线，率部布置抗战去了。